“北上廣”難覓幸福 轉移“二線”筑夢漸成必然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筑夢“二線”

　　在“逃離北上廣”成為網絡流行語之時，早有一部分精英，在一線城市歷練多年之后，主動選擇“戰略轉移”，在二線城市中打理自己的人生。于他們，新城是重新安置生活與理想的居住地；于新城，這些移居者會帶來更多附麗。人與城，在新的歷史時間點，努力兌現著彼此的夢想

　　本刊記者/張蕾

　　有一個沈陽姑娘，叫李晗靜，剛失戀了，想逃離北京太多的觸景生情，逃離這個需要她坐在星巴克發呆，給路人甲和路人乙設計對話以打發寂寞的莫大城市。

　　有一個滁州小子，叫魯譽，接受不了兩個人在北京吃一頓飯要超過七八十塊錢，想退到重慶去——那是他女朋友的老家，在那里，二三十塊錢會讓兩人吃得很高興。

　　出于生活成本的計算，出于自己內心的需要，出于事業發展的另辟蹊徑，出于思鄉情結⋯⋯他們打消了對“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的迷戀，決定離開。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具體數量，但他們就在我們身邊，真實得亦如我們自己。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與騰訊網聯合進行的網絡調查，在近1500名參加調查的網友中，有超過八成的“北上廣”居民想過到二線城市發展，這其中，已經付諸實施的占到四成。對他們而言，“北上廣”的生存難再留戀，地級城市又難以滿足他們久經歷練的人生的需求發展，于是，“二線”城市(眾多的副省級城市、計劃單列市，也包括重慶這樣的西部重鎮)，成為這些城市精英們的流動方向。

　　夢想轉舵

　　1977年出生的李晗靜在2004年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在此之前，她的工作是沈陽電視臺編導，做了四年。

　　“當時我的想法：這個城市有我的夢想，我死也要死在北京，我的小孩要在北京念書，我爭取要嫁一個北京人。”

　　奮斗型加家庭型的央視女編導開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她的目標，是在2003年抗擊非典報道中大紅大紫的柴靜。

　　一畢業就來到北京的“80后”男生魯譽更是對首都充滿了向往，血脈賁張。在大學里學習藝術管理的他覺得必須來北京，理由很簡單——“文化之都”。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中各個角落的資源都在以極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匯集，這里的機會俯拾皆是又光怪陸離，去“北上廣”，既是生存發展需要，也是內心情感需要，幾乎快要成為一種信仰。成批的懷揣理想的外省青年涌入北京——北京已經成了“夢想”“奮斗”的符號，代表著向上的希望。

　　夢想向上，生活卻有自己的軌跡。

　　在沈陽從不計較請人吃飯誰埋單的李晗靜，在北京三里河租下房子、花去大半個月的工資時，便開始掰扯著請人吃飯的次數，如果超過兩次，她心里就要犯嘀咕，暗暗抱怨起對方來。

　　每天要從表哥家租住的西四環倒了公交倒地鐵、奔向東四環工作地點的魯譽也覺得，穿越紫禁城的路途過于漫長，漫長到幾乎沒有時間與家人密切聯絡，漫長到想每天晚上12點之前入睡都成為奢望。

　　“巴黎就像一座蠱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準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著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19世紀的法國巴黎，早就演過這樣掙扎的一幕，巴爾扎克本人深有體會，他在兩個世紀前的表達，在今天中國的“外省”青年讀來，依然會激起強烈的共鳴。

　　李晗靜和魯譽，“70后”和“80后”兩代北漂，在北京起步時生存條件并不算差，或許這個城市的大部分人都過著跟他們大同小異的日子。他們有些已購置房產，有些還要遙遙無期地租住下去；雖然按照職業劃分，他們大概都可叫做“白領”，但white-collar worker，依然是worker的一種。

　　這個城市希望他們成為“中產”，因為“中產”是一個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中產越多，社會發展才會越健康(詳見《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第13期《中央力推“橄欖型”社會》)。在城市化進程遠遠沒有結束的今天，“中產”的潛在人數(如果從職業性質、受教育程度來鑒別的話)的確在膨脹，但他們要么有“中”無“產”，要么因“產”返“貧”，沒有過上與階層名聲相匹配的富足生活(詳見《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第8期《被消失的中產》)。

　　賺錢的壓力，讓李晗靜越來越看重收視率，以前受到的“新聞要關注人的靈魂深處”之類的教化已經悄悄更替為“電視就是為大眾制作娛樂產品”，這一轉換的合理性是“畢竟是廣告商養我們”。另外，采訪對象給她下跪央求不要拍攝，或者在新聞現場遭到農民圍攻，這些極富沖擊力的場景上演得多了，李晗靜開始對自己要為之奮斗的職業產生懷疑。

　　理想和現實之間亙古不變的沖突，向她潑出一盆冷水。

　　那種冰涼的感覺，對魯譽來說更切身一些。他覺得沒有房就沒有歸屬感，沒法安安心心地奮斗，賺的錢花得緊巴，“沒有在這個城市生活的尊嚴感”，“沒有歸屬感，沒有留戀，慢慢地就對一個城市失去了信心。”

　　李晗靜發覺自己永遠成不了柴靜，加上失戀的情感渲染，她決定離開。

　　魯譽在反復的成本計算中發覺，自己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加上女友想回老家，他也決定離開。

　　在“天堂”消解戾氣

　　剛去杭州的時候，李晗靜經常做夢，夢見帶子丟了，或者采訪對象就坐在對面，但一言不發。北京的手機號一直留著，甚至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壓根沒有使用杭州的手機號。

　　“我想可能還會有人找我。”她至少半年要回一次北京，會友。

　　當初她給自己設定的“在野”期限是一年。一年期滿，李晗靜回北京聯系好了工作，還請朋友們吃了“回歸飯”，最終卻重回杭州工作和生活，不定期限。

　　“因為我覺得杭州更適合我了。”李晗靜的朋友評價現在的她“氣場變柔和了”。

　　“我在北京的時候很焦躁，特別要強，什么事都想做得好一點，不容易原諒別人。”在杭州一年多來的反思，讓李晗靜承認，曾經的自己太過強勢和凌厲，這讓她失去了生活的幸福感，以及那段信心滿滿的愛情。

　　在北京，最浪漫的事是在沒有工作的下午，在百盛的星巴克觀察來來往往形形色色的人，想象如果他們相遇，會產生怎樣的對白。除此之外，生活被分成了兩大塊，“感覺不是在拍片就是在睡覺”。

　　在杭州，李晗靜還是喜歡覓個愜意的地方，呆著。在“人間天堂”，西式的咖啡店沒有中式的茶舍受歡迎。一間茶舍，早上九點進去，晚上六點出來，花上68塊錢，管三頓飯，能看看書，還可以抬眼賞西湖。一個周末的時光就這樣滑過。

　　她開始越來越不能理解加班，“禮拜天怎么能上班呢⋯⋯”再不是北京話語下的“在機房待20個小時還興高采烈”，“不加班就不踏實”。

　　她更多的寄情山水，時不時跑到山寺中，與和尚法師們喝喝茶，聊聊天。再不是北京環境中的“去一趟香山，開車開仨小時”，人頭攢動，比紅葉還多。

　　杭州也有交通擁堵，但李晗靜覺得每天過錢江橋，路過西湖景區，相當于穿梭在天堂，可以消解掉因堵而生的戾氣。而在李晗靜離開北京的這一年多里，北京市區每天的堵車時間已由3.5小時增至5小時。

　　她也不像以前那么喜歡項羽、荊軻、蘇東坡、李白了，因為覺得他們跟自己“都沒啥關系”；她“現在喜歡所有塵世間在那里溫和走過的男子，他們可能也不是特別有才華，但他們安靜謙和，有人生的煩惱，但致力解決”。對于曾經的偶像柴靜，李晗靜說，“我沒有她那樣的能力和堅持，而且，我也不想那么辛苦地質疑和思考。”

　　“我開始喜歡那些溫和的、包容的、圓融的、開放的、溫暖的，一切這樣和諧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北京缺少的，杭州也少，但大自然里有。”在她眼里，杭州比北京，更接近自然。

　　她保有著只比北京略低一些的薪酬，現在是一家移動傳媒的部門主管，“把自己養活得挺好”；只是，因著杭州的房價也逼近一線城市了，所以她還是不會買房，至于未來會在哪個城市，她還沒有想好，“希望有個家有段感情，他在哪，我就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