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京幾無留戀

　　魯譽已經開始在重慶看房了，雖然他和女朋友回來定居只是三個月前的事。

　　“現在看的樓盤大概相當于北京東二環，是可以看到嘉陵江的‘江景房’，均價在七八千，在北京的話估計已經超過四萬了。”

　　魯譽離開北京的決定，起初并沒有得到家人的贊同。

　　在北京已經安家落戶的表哥“威脅”他說，離開這里，做你這行的，還有啥前途？

　　而魯譽應對的理由是：你看，重慶都有了大劇院。

　　建設總投資16億的重慶大劇院，是目前國內在檔次和規模上僅次于國家大劇院的文化演藝場所。這個外形如“玻璃房子”晶瑩剔透的宏大建筑，寄托著改善這座直轄市“社會文化事業基礎設施嚴重滯后”的希望，也承載著“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與城市功能、增強城市吸引力和輻射力、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夢想。

　　現在，這座建筑也承載著魯譽的夢想，雖然“重慶的演出市場比北京還是小很多，跟北京和上海成熟的模式相比還像個小學生，重慶這邊民眾對高水平演出的欣賞能力還是有很大問題”，但他相信“經濟發展之后就是文化的發展了”。

　　像很多正在崛起的二線城市一樣，重慶的經濟也在發力。魯譽的家人最后同意他去重慶發展，部分原因也是看到重慶樓市漲情不錯，“房價跟城市競爭力掛鉤嘛。”在魯譽眼里，重慶一點點地剝離諸如成都那般西南生活的休閑，而有了幾分“小香港”的味道。

　　去年重慶大劇院承辦了“大河之舞”、“貓”等國際性演出，演出市場比較火爆，這也增加了魯譽對未來重慶市場的信心。

　　做國際性的大項目，魯譽覺得自己在北京的經歷給了他競爭優勢。

　　“所謂見多識廣，很多東西我比別人更容易更快入手，比如做男高音(演出)，在北京有做過，比較清楚企劃、宣傳怎么做，怎么跟媒體溝通等等。”

　　步入發展高速路上的二線城市，對人才，尤其是有過“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奮斗經歷的中高級人才，也呈現出渴求之狀。根據媒體報道，獵頭公司科銳國際2009年大概輸送了將近40個總監級以上職位的人員到二三線城市；根據招聘網站前程無憂的統計數字，2009年年底各區域企業招聘需求放量，屬長三角經濟圈和天津環渤海灣經濟圈的職位需求比較搶眼，企業職位需求節節攀高；相形之下，同期京滬廣等一線城市在2009年的企業招聘量，同比均有所下降。

　　在魯譽看來，僅有的劣勢，是自己還沒有完全熟悉重慶當地的市場，情形就像巴爾扎克《幻滅》里，老賽夏教育小賽夏從巴黎帶回來的時髦花樣在本地不適用：“唉，孩子，外省是外省，巴黎是巴黎。”

　　魯譽并不擔心這種落差和適應，對于這位西南山城的新移居者來說，以后所有的時光都是可以用來適應的資本。對于北京，魯譽幾無眷戀，僅僅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覺得不應該跟“文化之都”失去聯系。

　　“(在重慶)沒有在北京學到的東西多，沒有北京的那種力量。⋯⋯做文化的人還是會回北京看看，回北京就是業務上的事情了，生活就是在重慶。”

　　至于那些還在一線城市奮斗的人，魯譽覺得從長期成本的角度考慮，不值，“在哪都是生活，在北京那么累，干嗎不去其他的二線城市？”

　　理性的“夢想者”

　　“有一句詩是什么來著，說世間的人都已經庸庸碌碌的忙了，山里的和尚剛睡足了起床。生活真的是第一位。”在自己新聞事業正風風火火時毅然退出的李晗靜，到杭州之后，學會了傾聽自己的內心去判斷生活，而不是那些完全外化的因素——財富、權力或者社會名望。

　　“你曾經認為頂頂重要的東西，換個角度想想，似乎又不那么重要了。”

　　“愚公移山和愚公搬家都解決了遮擋陽光的問題，沒有對錯，只有選擇。”李晗靜說。

　　這樣想的，遠不止李晗靜和魯譽。

　　安徽人丁健離開北京之前還是個互聯網新聞編輯，但他不想一輩子干下去，于是選擇轉做電子商務，恰好工作機會出現在杭州，加之杭州距離他的家鄉很近，他來杭州定居了，房子買在余杭(相當于北京的通州)——雖然這里的房子漲到了兩萬，但他覺得，相比北京，這里還是要低一些(通州新城區規劃公布后，房價大漲至三萬上下)。

　　山東人張林回到念大學時所待的城市青島，找回了久違的歸屬感，現在是一家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雖然當初吸引他去北京的地下音樂、搖滾樂這些當時叛逆的東西，依然在他的喜好列表上，但“不當飯吃”，年齡的增長也讓他越來越包容，越來越認可“表達個性和態度并不一定要單一的形式”。即使青島目前還無法提供給他更多的工作選擇，“想跳槽都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但“在一個你喜歡的地方，活著，做你喜歡的事情，有風險也是值得的”。

　　陜西人范凱從北京辭了工作后，回老家西安買了房子和車子，但做國際藝人經紀的他還是決定再回北京，等將業務擴展、熟悉更全面的演藝產業運作模式之后，再回老家。無論將來飛到哪里去工作，生活還是要在西安的。

　　⋯⋯

　　前程無憂2009年年中對于“個人跳槽意愿”調查結果顯示，選擇非一線城市的求職者比例為24%；到年末，愿意選擇去非一線城市的求職者比例上升為31%。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與騰訊網的聯合調查，超過67%的人認為二線城市的綜合幸福指數會高過一線城市。接受媒體采訪的“北上廣逃離者”也普遍認同，離開一線城市后，生活過得滋潤了很多。由此可見，此番移居，是白領們相對理性的選擇。

　　然而，移居的目的地是經過權衡選擇的。對于北上廣培養起來的心氣兒，不是小地方所能消受——在小城市根本沒有市場的產業，為其工作的白領當然不可能送自己上絕路；小城市的資源分配，重親緣，輕能力，認可真刀真槍拼出來的白領顯然無法接受這種“不公平”；小城市文化娛樂形式貧乏消損了生活的樂趣，小城市生活節奏太慢讓人感覺時間都凝固住，小城市的工作瑣碎無聊再看不到向上的希望⋯⋯

　　在相互的接納談判中，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和發展勢頭強勁的經濟圈輻射城市顯現出“二線城市”的優勢，雖比不上“北上廣”的成熟、穩固和物質極大豐富，但因其對資源的吸納能力較強并懷有強烈的提升欲望，基本具備移居白領們所要求的平臺，也確實具備容人(才)的體量和胸懷，所以它們更容易跟一線退居者們契合。

　　科西嘉島上出生的拿破侖是外省青年的榜樣，憑著自己的血肉之勇打遍天下的傳奇，讓后來者無限向往。無論中外，年輕人寄望于憑借個人才智步入上流社會，是城市壁壘漸次打開后的應有之義，也是社會進步的表征。

　　然而，在中國市場經濟和社會改革發展的現狀下，在中國城市化急劇又復雜的背景下，即使社會成員向資源集中的大城市做正向流動，也會出現諸多現實的困境。

　　在時代的洶涌中，微小的個體們，像李晗靜，像魯譽，像丁健、張林、范凱——三十歲上下，有著高等教育背景，在一線城市有一定的物質或精神積淀，又因著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便利，不怯于拋棄地緣優勢，不單為生存、更為生活質量，理性地選擇離開夢想之都，在資源再分配中嶄露頭角的二線城市，開始另一番生活——成為大浪淘沙中拼命穩住自身幸福的次生夢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