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被需要”的移居者

　　自我的需求，“二線”城市的崛起，讓筑夢“二線”成為一種必然

　　本刊記者/張蕾

　　進入2010年，全國樓市“漲”聲愈烈。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超大城市里，原本就買不起房或還債還得辛苦的人們，掀起一波“回鄉”的熱議。

　　《中國新聞周刊》聯合騰訊網所做的網絡民調顯示，房價高企在人們對大城市產生厭倦的因素中，居高不下。

　　“長安米貴，居大不易”。連同房價在內的高昂生活成本，作為主導因素，持續澆滅著外來青年們在一線城市奮斗終身的夢想。

　　“北上廣”難覓幸福，去“二線”筑夢就會成為某種必然。

　　人生的戰略轉移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鳴，堅決反對勸說“蟻族”撤離大城市的說辭，他認為，落后的經濟結構促使我們的城市對白領的需求并不旺盛。但如果“北上廣”這樣的城市都容納不下白領了，哪里還需要？所以，“蟻族”的堅守是經過權衡之后的較優選擇，畢竟這里還有就業的機會和上升的可能性。

　　但這種選擇規律并不適合有經驗的白領，因為有之前工作的基礎，他們退回二線城市的生活并不艱難，相反有可能受到重用，獲得更大的提升空間。與其在一線城市忍耐房價擠壓、環境不堪和事業上升瓶頸，不如“退一步海闊天空”。

　　華中農業大學傳播學教授彭光芒撰文指出，“精英撤離大城市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當下的都市生活有悖于知識精英內心的生活理想和價值追求。”人們創造了都市，但反過來卻被空氣的渾濁、噪音的煩擾、交通的擁堵、物價的昂貴、信息的泛濫、人際關系的隔膜、生存競爭的殘酷所累，內心焦慮、無力、無助。

　　“這樣的生活與知識精英的內心理想相去甚遠，與理想的價值追求相互抵牾，他們不僅感到身心疲憊，而且感到缺乏尊嚴和自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必然會對當下生活的意義提出懷疑。在無力改變現狀的情況下，則不得不選擇逃離。相比大都市的喧囂浮華，中小城市則寧靜得多。”

　　類似的認知在發達國家也有過。美國人口統計學家肯尼思.M.約翰森研究發現，2000至2005年間，美國有160萬人從都市遷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們已經厭倦了時尚潮流和物質虛榮，家庭生活的樂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價值。他們遷居的理由大多是因為小城市治安穩定、交通方便、房價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氣中休閑娛樂。”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也認同，“退居二線”不是“敗逃”，稱之為“戰略轉移”更準確，是理性的選擇。無論是從白領個體還是從國家人才均衡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轉移都是符合國家政策和個人需要的，值得肯定。

　　二線的人才渴求

　　“大城市人才濟濟，所以他們不把人才當一回事，但二三線城市確實當回事，能賦予實實在在的任務，放在關鍵崗位上，給好多優惠政策。” 夏學鑾舉例說明二線城市對退居精英的渴求：“像杭州，招納天下賢才，比如拿出十萬做安家費，創業基金名目繁多；而且杭州這樣的城市也很宜居。還比如大連。大連沙河口區每年有300萬的創業扶植基金，立項之后就可以得到8萬的創業基金，無償給你的，人才回去以后又有技術又有項目又有資金，大有用武之地。”

　　像杭州、大連這樣的省會或副省級城市，通常是精英們筑夢“二線”的落腳點。這里雖不及北上廣的根基雄厚，資源豐富，但這里的發展潛力和勢頭則讓有冒險精神的人產生開拓的欲望，這里也能提供接近大城市或者至少遠遠優于小城市的發展平臺。

　　根據招聘網站前程無憂發布的統計數字，2009年年底各區域企業招聘需求，非一線城市頗有亮眼之處。例如，在長三角經濟圈內，“杭州、寧波的企業職位需求節節攀高，尤其是杭州，民企的招聘需求幾乎占到半壁江山，而杭州的大型民企和有實力的民企成為招聘主力，各院校、醫院等的招聘需求也逐年趨穩”。又如，“天津市也在環渤海灣經濟的刺激帶動下，2009年的招聘需求有顯著提升，全年發布職位數均有良好攀升表現”。此外，昆明、鄭州、福州、重慶、成都、西安、濟南、大連、沈陽等地,較之2008年在招聘職位方面都是增長的狀態。

　　在一線擠壓、二線渴求的雙重作用下，就不難理解，2009年年中的“個人跳槽意愿”調查中，選擇非一線城市的求職者比例為24%；到年末，愿意選擇去非一線城市的求職者比例上升為31%。

　　華中農業大學傳播學教授彭光芒認為，這些離開大都市的人會帶走都市文化的印記，將把強勢文化的印記傳播到文化相對弱勢的地方去，為這些中小城市帶去一些新的氣息。

　　夏學鑾認為，這些移居者的行為，會使遷入地“為之一振”：“不要說他們帶去先進的東西，就是新分子的加入就會改變組織生態，新的關系的介入會改變原來的消費結構、人際關系。況且，他們又是高知的白領，帶去一些大城市的先進發展理念和先進的技術，會促進當地的發展，對當地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疏通社會經絡

　　新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跟戶籍制度的變革以及市場經濟的放開息息相關。

　　節點出現在1992年。此前，受戶籍限制和計劃經濟調配需要，人口流動較少波瀾，整體的城市化進程緩慢。1992年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人口大規模的遷徙在中國土地上涌動起來，基本的走向是農村流入城市，小城市流入大城市。

　　社會人員的流動對于社會的良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社會學者孫立平認為，“在一個社會中，一種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以及較多的流動機會，則是抵消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機制。”

　　然而，相比發達國家較為緩慢的城市化進程，我們的急行軍遭遇了眾多大大小小的問題，人才在大城市過于集中甚至出現無法消化的過剩現象，而中小城市和農村則陷入少人可用的困局，為地區發展加速的能人就更少了。

　　地區間的差異必須存在，但差距過分拉大也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甚至整體退步，人們的生存質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趨勢》中提到，發達地區的人才、技術、資金向落后地區轉移是現代化大趨勢之一。

　　“現在白領就是適應社會發展大趨勢的要求自動地選擇退卻或轉移，雖然有點晚，但對緩解大城市人才擁擠沒有用武之地有明顯作用，對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有明顯的作用。”夏學鑾說。

　　良性的遷移能起到疏通社會經絡的作用，但如果有經驗的白領走得太多，“對(遷出城市)產業的質量是有影響的。”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鳴說。

　　不過，從目前的情形判斷，“大規模的轉移，在中國可能不會發生，(因為如果)大家都覺得很動搖的時候房地產就崩了。”張鳴說。

　　夏學鑾也認為，目前退居的現象不太可能成為未來的潮流：“大中小城市之間的相互流動或者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動還是一個主要趨勢，但出現的回流這一社會現象，的確值得注意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