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低級謊言”審視沉默權

　　□舒圣祥

　　顯然，許霆“我為銀行保護財產”的自我辯護并不高明，相反，這種低級的謊言著實有些令人生厭。但是，許霆的這次庭審表現，不應該影響公眾基于法律正義立場的支持態度，否則，此前的種種努力就只是對特殊個體的簡單同情，而不是對法律正義的堅守和推動。所幸，從各大網站的網友留言來看，媒體所稱的“紛紛倒戈”情景并不成立，九成以上網友仍然支持判其無罪。

　　我們無從知道許霆此番自辯的拋出，是自我真實意思的表示，還是受了別人的愚蠢蠱惑。可以肯定的是，許霆并不“老奸巨猾”，否則也就不會這般毫無辯護技巧，以致如此口不擇言。

　　一個必須重視的事實是，許霆拋出此番自辯，是因為看到了自己可能被判無罪的極大可能，為了給自己贏得無罪判決加分，他認為必須推翻此前在偵查過程中的供述，為此他絞盡腦汁想出了“我為銀行保護財產”這套說辭——按控方的說法是“推翻了其之前在偵查階段的多次供述，辯解不實，態度不好”。我們不知道許霆在偵查階段是如何供述的，也不知道當時律師是否在場，當然更不知道該供述會對判決構成怎樣的影響，有無不惜以謊言來推翻的必要；但我們不妨設想：假如在偵查過程中，許霆擁有沉默的權利，那么許霆今天還有必要如此拙劣地自辯嗎？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然后向他提出問題。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顯然，嫌疑人沒有沉默的權利，而是必須“老實交代”自己的罪行。面對“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壓力，不具備辯護技巧的嫌疑人往往會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設計回答”，這卻往往會使其在疑罪情況下的處境趨于惡化，有時甚至變成變相的“強迫性自我歸罪”。

　　沉默并不等于放棄辯護權，而是行使辯護權的最佳保護措施之一，缺失沉默權的辯護權無疑是不完整的。試想，假如許霆當初有權保持沉默，那么他也就不必事后編織“我為銀行保護財產”之類的謊言。因此，如果說許霆惡意取款案讓人們重新審視了盜竊罪，那么許霆在重審時的所謂“經典語錄”，最有價值的關注視角，應該是引起人們對犯罪嫌疑人沉默權的大討論。

　　民意同情“滑鐵盧”，許霆的錯與律師的失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許身健

　　社會各界關注的許霆案開庭重審，許霆說：“我想把錢取出來，保護好。”這些驚人之語經媒體報道后，網上開始出現對許的厲聲譴責，有的說：“人不能無恥到這個地步”，有的罵：“請收起無恥的言論，狡辯不能讓你偉大。”而以往網絡上則充斥著無條件聲援許霆、痛罵銀行的帖子。先前如果有人提出許霆有罪，馬上會招致網民辱罵，有些人對許霆一口一個“小許”，頗有粉絲對偶像的關愛及呵護。許霆成了輕拿輕放的易碎品，誰也不能碰。重審之后，一邊倒的挺許聲暗了下來，倒許聲卻越來越刺耳。同時，有網友非難律師：“辯護律師的餿主意故意誤導許，許現在根本就是個木偶被他們耍弄。”對此，許父及律師開始感到不安。也許他們也料不到許霆的一席話導致了民意同情的滑鐵盧。

　　許霆案本是個普通刑事案件，如果不是律師尋求媒體，公眾哪知許霆是何許人也？就在重審前，某報登載了許霆少年時的黑白照，許父笑瞇瞇接受采訪的彩照、許母發出的短信、受傷的律師在病房滿面春風接受采訪的圖片……林林總總、事無巨細，辯方儼然成了公眾關注的明星。國外明星往往感嘆自己住到了金魚缸里，毫無隱私可言，一舉一動都受關注。許霆案的辯方也廣受關注、追捧，儼然也進了金魚缸，不過，這個金魚缸是律師一手打造的。律師說：“我們當時覺得這個案件判得很不公平，正好有一個助理的朋友在報社工作，就把這個案子給了她，發了出來。”去年12月，某報對許霆案的報道被門戶網站轉載，其中新浪網當天的評論就超過了萬條。之后，專門挺許的許霆吧出現，辯護律師也開博：“面對過于強大無處不在、缺少有效監督的公權力，律師借助或者配合媒體的力量為許霆爭取最大的利益，爭取使案件的一切處理過程都顯現在陽光之下，何罪之有呢？”盡管這番話理直氣壯，但是要謹記，“律師是法律職業的一員，是委托人的代理人，是司法制度里的一員，是對司法負有特殊職責的公民。”律師在追求委托人利益與維護公正審判之間存在某種沖突，需要加以平衡。任何國家的律師都有上媒體的渴望(media hunger)，但是要知道輿論是雙刃劍，弄不好會傷害自己。自己進了金魚缸，廣受關注是其利，但是一舉一動也被人評頭品足。魚缸里的魚失掉觀賞性，觀眾是不會滿意的。

　　現在看，許霆錯在口不擇言，律師失在固守無罪辯護不變。就許霆而言，庭審時認罪或認錯，博得的同情會更多。從輿論來看，辯方這場戲演砸了，不但主角被喝倒彩，連帶配角——辯護律師跟著受累。

　　就辯護律師來說，固守無罪辯護不放，真是匪夷所思，為何對最近法學界的分析無動于衷、一意孤行呢？也許無罪辯護的誘惑太強烈了。名律師李云清說：“無罪辯護，尤其是成功的無罪辯護，對于眾多專心致力于刑辯業務的律師而言，是一座令人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的亮麗巔峰。從有罪到無罪的戲劇性強、反差大，對律師的誘惑也強烈。但是，這種零和式的辯護是否一定符合被告人的利益呢？即使被告人主張無罪辯護，但是他未必了解無罪辯護的可能性、不認罪意味著將失去緩刑機會。許霆忘乎所以，律師可要冷靜。要講究辯護策略，盡管被害人有過錯，但是被告應積極賠償，該認罪就認罪。另外，律師的庭前準備顯然不夠充分，律師說就在重審開庭前幾天，他意外摔傷施行了手術，隨之就接到法院通知，其間都沒有機會與許霆會面，更別提知道他在要庭上說什么了。可見，這么重大的一個案件律師顯然是準備不足，以無罪辯護之不變應萬變，把一手好牌打壞了。美國著名辯護律師尼察說：“充分的準備工作使愚蠢的人變得聰明，聰明的人變得出色，出色的人變得穩操勝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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