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百貨工作十幾年，在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夕，卻被告知與商場不存在勞動關系，商場要求她們與供貨商簽訂勞動合同，14名女售貨員憤起維權

　　□近年來全國商業企業普遍存在“商品是商場的，但賣商品的人卻不是商場的”這一奇怪現象，伴隨而來的勞動關系混亂，侵權現象嚴重

　　□京城一位勞動合同法專家來重慶講課的時候，面對880元的高價門票，工資平均不到千元的十幾個辣妹子們竟然湊錢買了兩張票去聽課。她們渴望得到法律的“援助”

　　在重慶百貨大樓股份有限公司(滬市代碼600729，以下簡稱“重百”)工作十幾年，在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夕，卻被告知與商場不存在勞動關系，2007年12月21日，谷小華等14人與重百下屬重慶百貨北碚商場的勞動派遣爭議案，在重慶市北碚區勞動爭議仲裁庭第二次開庭審理。

　　開庭當天，14名重慶“辣妹子”身著統一的重百工服，早早地就趕來了。她們背后，幾萬名重百員工的眼睛在關注著此次仲裁的勝負，因為這個仲裁結果也關乎她們的命運。據悉，仲裁結果將在本月25日公布。

　　遺憾的是，通往仲裁庭的樓梯上，安置了一扇大鐵門，記者和前來旁聽的重百員工均被擋在這扇大鐵門之外不得進入。

　　企業“冰冷”做法讓人無法接受

　　“我在重百工作了十年，根據公司的安排換過幾個專柜，但是從來沒有離開過重百。可是有一天我被重百的領導告知，我不是這的人，而是屬于一個我從來沒有干過且根本不認識的廠家。我懵了。”心直口快的鄭俐對本報記者說。

　　2007年4月，鄭俐、谷小華等正在重慶百貨北碚商場上班的很多柜臺售貨員都收到了一張重慶百貨公司發的《聯營專柜人員上崗管理協議書》，商場讓她們在這張協議書上簽字。

　　協議書上的內容是讓她們承認：她們已經和供應商建立了勞動關系，并簽訂了勞動合同；她們被供應商委派到重慶百貨工作，工資獎金及各種保險福利待遇均由其供應商支付；她們不能和重慶百貨建立勞動關系。

　　“我在這工作13年了，什么叫我們不得和重慶百貨建立勞動關系？如果我們是供應商那邊派來的員工，還用得著簽這么個協議來說明？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谷小華說。

　　谷小華所在的北碚百貨公司是重百設立的第一個分公司，成立于1994年。正是在這一年，谷小華看到北碚百貨的招聘廣告前來應聘，經過面試、培訓和考試，她被留下來成了這里的一名售貨員。“根據商場的指派，我先后在‘圣師龍’、‘華倫’、‘明月’、‘詩飛爾’等鞋專柜工作。在這期間，重慶百貨沒有跟我們簽過勞動合同、沒有上過任何保險。”

　　張煉是1997年經熟人介紹來到重百的。“上午介紹，下午就來上班了。”2005年，張煉迫于商場的壓力與某供應商簽訂了勞動合同。“在這之前商場沒有和我簽過任何的勞動合同，但是我沒想到商場會憑此否認我2005年之前在這里的工作經歷。在仲裁過程中，商場說我是2005年才來的。”為此，張煉特別找到了當年的介紹人———重慶市北碚區統戰部副部長何茂文和北碚區委辦公室科長萬中華給她出具了一份文字證明。證明中說：1997年3月23日，經他倆介紹，北碚商場經理楊鋒、書記羅正偉同意，張煉被招聘到重百北碚商場工作，不屬于廠方派遣員。

　　據張煉介紹，2001年北碚商場有幾名員工被開除。“她們找到北碚百貨的經理要求索賠。最后商場不得不賠了錢。”至此之后，也就是從2002年開始，張煉和其她很多售貨員被商場強制要求與不同供應商簽訂了委派合同。

　　“我們根本不認識廠家的人，只是商場要求我們銷售什么我們就到哪個專柜。”她們不愿意簽這么莫名其妙的合同。“但是經理和我們說不簽就走人。簽了也只是個形式，和以前沒有區別。”谷小華和很多年輕女工因為怕失去工作稀里糊涂地簽了合同。

　　2005年，商場改制，食品部成立超市被分離出去。這個時候，所有沒有成為正式員工的柜臺銷售員要求全部與供應商簽訂勞動合同。“我還有個雙胞胎的姐姐，原來在食品部賣奶粉，食品部成立超市的過程中，又一部分人被轉為正式工，她是其中的一名。”張煉說，“我比姐姐還早來重百兩年，可惜沒有她幸運。現在連個身份都沒有，不被承認曾經是這里的員工”。張煉表示，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她的糾紛會影響到姐姐。

　　14名女工的代理律師，重慶富國律師事務所彭林律師對本報記者說：“這14名女員工與供應商簽訂勞動合同之前在重慶百貨的工作經歷，重慶百貨不予承認。2007年4月，公司又讓她們簽《聯營專柜人員上崗管理協議書》，她們才想起舉起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脆弱的權利。”

　　“十幾年的青春在這里度過了，人到中年卻要被一腳踢出去，我們實在想不通。重百做為一家國內上市的大型國企，這種冰冷的做法讓我們無法接受。”

　　為了了解新的勞動合同法，京城一位勞動合同法專家來重慶講課的時候，面對880元的高價門票，工資平均不到千元的十幾個辣妹子們竟然湊錢買了兩張票去聽課。她們渴望得到法律的“援助”。

　　盡管面對的是實力雄厚的重慶百貨，但是辣妹子們對自己還是充滿了信心。“我們一定會堅持到底。”

　　為她們提供無償法律援助的北京大學婦女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郭建梅對記者說：“她們很多已經四五十歲了，如果這個官司輸了，她們能不能找到新的工作，她們的生活將受到什么樣的影響都沒法說。如果仲裁輸了，我們就幫他們到法院起訴。”

　　仲裁當日勞動局請110維持“秩序”

　　當天為了能夠旁聽，記者想盡各種辦法，可是還是無法得到許可。北碚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付國斌甚至親自攔在樓梯口不讓我們進入。當天，重慶當地新聞媒體重慶法制報的一位記者以彭林律師助理的名義也沒能得以“蒙混過關”。

　　當事人之一的鄭俐當場質問重慶市北碚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付國斌為什么不公開審理？這位局長解釋說：“不公開審理是雙方約定的。至于為什么不公開，你們不需要知道，我也沒有必要告訴你們。”一個當事人問：“誰是當事人？”付局長竟然說：“重百和供應商。”“是我們和重百打官司，不公開審理的決定卻是由重百和非當事方決定，而且我們連理由都不得而知。”谷小華對記者說。

　　仲裁當天的一個細節不得不提，當記者到達重慶市北碚區勞動爭議仲裁委所在地的時候，14名上訴人和他們的律師已經到了。但是仲裁委的一位李姓監察卻告知她們只有名單上的人可以進去。這遭到了上訴人的反對。后來這位監察又告知，只能一個一個地進去出來，其他的上訴人不允許旁聽。這又遭到了上訴人和其律師的再次反對。他們找到辦公室就位于仲裁庭樓下的北碚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討說法，不想勞動保障局竟叫來110警察。14名女工的一方代理人北大婦女法律援助中心的副主任李瑩對記者說：“面對這些手無寸鐵的女工，勞動保障局有必要啟用國家機器來解決嗎？她們只是想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而已。”

　　一個普通的勞動仲裁，卻不允許記者旁聽。上訴人一方的委托人北大法律婦女中心的兩位工作人員也居然被攔在這扇不可思議的大鐵門之外。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我們是代理方之一，為什么不讓我們進？”不想這位局長又一次語出驚人：“我知道你是什么人，難道你們中心的清潔工人來了也可以旁聽嗎？”作為普通的勞動仲裁，任何普通公民在出示了有效證件之后都有權利旁聽，這位勞動局長心中如此把勞動者分為三六九等讓在場的人無不愕然。

　　因為旁聽的愿望落空，記者來到北碚商場辦公室見到了商場總經理范利先。一開始范利先以仲裁正在進行還沒有結果為由拒絕回答記者的任何問題。但本報記者見到他的胸前佩戴了與14名女工佩戴的一模一樣的綠色工牌，上標重慶百貨BB(注：北碚拼音首字母)：0001。本報記者問：“你帶的工牌表示什么？”他說：“我們的工牌有好幾種”記者再問：“那么你帶的是哪一種？”他回答說：“我們的正式員工帶這種工牌。”

　　仲裁開庭結束之后，記者聯系重百的代理律師，對方拒絕接受采訪。

　　彭林律師給記者看了幾份重百女工的勞動派遣合同，合同中大量存在違法違規：一份是簽名部分，非員工自己親筆簽署；一份是與第一個廠家簽訂的派遣合同還沒有到期，就又和另外一家廠家簽了派遣合同；一份合同中的工資沒達到當地的最底工資標準。這些合同的期限長的有一年，短的只有三個月。

　　“因為太難了，步步艱難，我們來開庭，商場都要給我們記曠工，所以很多人都退縮了”谷小華對記者說，當時有很多女工都想參與這次糾紛訴訟，最后只剩了她們14人愿意堅持到底。

　　零售企業用工違法現象驚人

　　商業信息員是指零售商場引進的供應商聘用的銷售商品或提供所售商品相關技術服務的人員。

　　近年來，全國各大零售商店、超市為吸引品牌商品進場零售，紛紛采取引廠進店、招商進場以及租賃柜臺等經營形式，有的原商場在編的營業員也成了“廠方信息員”、“導購員”，名目繁多且多沒有與商場建立勞動關系，出現“商品是商場的，但賣商品的人卻不是商場的”這一奇怪現象，伴隨而來的勞動關系混亂亦使人倍感頭痛。近兩年來勞動監察機構受理的類似勞動違法案件不斷增多，主要是商場不按規定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不按規定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甚至出現拖欠導購員工資而廠方卻消失逃逸，這些勞動違法案件的發生，不僅侵害了職工的合法權益，而且給社會造成了不安定因素。

　　500至600元的工資，加上數百元“提成獎勵”，一名導購員每月的實際收入約為千元；他們幾乎沒有休息日，不但要應對超市各種形式、各種名目的加班外，期間還沒有醫保、養老等福利待遇，平均每天的收入也就不到40元。某賣場一名40多歲的品牌導購員告訴記者，她原來是國營商業單位買斷工齡的，當初曾經為自己能重新找到一家大型商業企業工作而自豪，但是如今卻為自己的身份而困惑，如果硬要爭取自己的勞動權益的話，其結果就是“不干就走人”，事實上也的確還有數不清的人正在等候著這份工作。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信息員成為商業零售企業的一種新用工形式。許多商業企業廠家信息員甚至遠遠超過自有職工。由于廠家信息員勞動關系和工作崗位相分離的特殊性，無論廠家、還是商場都不把他們當作自有職工看待。信息員普遍反映工資低，工作時間過長，休息、休假難以保證，也不能依法得到加班工資。她們是勞動保護的重災區。

　　一位女工說：“農民工權益得到國家和全社會的重視，而我們從事商業的女工權益誰來維護？”

　　重慶市律師協會規劃與規則委員會委員、勞動法專業律師賈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重百的事情暴露出了我國商貿零售業用工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

　　據賈銳介紹，面對新勞動合同法即將實施，重慶另外一家大商場曾經拿著重百的相關資料向他咨詢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

　　“供應商一般都是在商場租柜臺銷售自己的產品，按理說也應該由他們來安排銷售員。但是廠商在外地，為了方便和節省成本他們會委托商場為他們安排員工。但是由于這些人又是在為供應商銷售產品，所以商場方不愿為這些員工付工資和福利。在這種情況下，商場一般會要求供應商提供委派說明并要求供應商與這些招聘人員簽定勞動合同從而撇開自己與這些員工的關系。商貿零售行業的這種委派行為普遍存在，幾乎是成為行業潛規則。”

　　“這部分員工屬于邊緣人，供應商不與他們簽訂勞動合同、不繳社會保險的大量存在。像重百這個案子，所謂的委派甚至都是重百自己寫好的，廠家只是蓋了章而已。另外廠家用代理協議、勞務協議代替勞動關系合同，或者在各子公司中簽來簽去斬斷員工工齡的情況也存在。”

　　來自中國財貿輕紡工會的一項專項調查也顯示，信息員勞動經濟權益保障現狀堪憂，與他們所做出的貢獻極不相稱：當前，商業信息員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完成銷售額上，都已成為零售商業銷售的主體。信息員占零售一線人員的64.5%，他們中僅有31.4%的人簽訂了勞動合同，45.7%的人參加工會，參加“五大保險”的則不足一半。近年來，隨著信息員被普遍使用，他們的利益又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信息員維權的案件增多。但是，不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證據收集上，這部分勞動者都處在弱勢地位。

　　賈銳律師說：“單純從證據上說，當年是否存在脅迫和誘導下簽署的派遣合同本身很難取證。但是重百有員工與供貨商之間簽署的合同，而這些合同一旦被證明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在證明力上顯然是很強的。”

　　全國律協勞動法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王杰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新的勞動合同法規定只有一些臨時性的、輔助性的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中可以使用委派的形式，而售貨員屬于比較穩定的工作，不該列入可以委派的工作崗位中。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細則正在制訂中，國家對勞動派遣的條件將有更加細致、嚴格的限制。重百女工的這樣類似的問題還是有望能夠得到解決的。”

　　王杰說：“勞務派遣作為一種新型的用工方式，在國內市場上一直備受爭議。目前規范勞務派遣的法律規定極少，基本上是立法的空白點，因此，新法在第五章中整整用了第二節共十一個條款來規范勞務派遣。另外，有關勞務派遣的條款，也一直是勞動合同法立法過程中最大的爭議焦點之一。此次勞務派遣新的規定中對用人單位影響較大的變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勞務派遣單位應與被派遣勞動者訂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勞動合同；2、被派遣勞動者享有與用工單位的勞動者同工同酬的權利；3、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等。從這些新規定的趨勢看，用人單位使用勞務派遣用工的預期利益與以前相比，將大為降低，勞務派遣用工的市場規模也將縮小。”(焦紅艷 陳虹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