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述人：原空軍“抗震救災模范場站”航行調度室副主任　李升堂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天。當時我剛從空軍唐山場站調度室副主任的崗位上被確定轉業，并且已經到營建辦上了一天班，這天是臨時被叫回來為北京來的一個工作組作講解。工作組晚上去了市里住宿(后來5人中有3人遇難)，而我當晚就住在了機場。到了凌晨三四點鐘，強烈的顛簸將我驚醒，地震了！我一骨碌爬起來，忘了自己是已經轉業了的人，拔腳就拼命向機場指揮調度樓跑去。黑暗中只見樓房已經倒塌，室內的電話、電臺、指揮密語、資料全部被壓在下面，對空指揮系統全部癱瘓，新任命的調度室主任也不幸遇難。

　　我下意識地轉身跑往師部請示任務。此刻，唐山對外聯系全部中斷。我向副師長王文禮大膽地提出：派飛機向中央報告情況。按常規，這架飛機是絕對不能起飛：氣象惡劣，沒有機場接收，未經上級批準。特殊時期，我果斷下令：用軍用飛機向北京報信。

　　中央了解到唐山地震后，救援部隊迅速趕到唐山，緊接著運送前線指揮人員、通訊設備、藥品、食品、醫療救護人員的各種飛機蜂擁而至。

　　28日中午時分，厚厚的黑云壓在機場上空。突然無線電里傳來呼叫，卻只聽隆隆聲，不見飛機影。我是飛行員出身，對各種飛機性能非常了解，馬上指令飛行員打開無線電高度表，做復雜氣象落地。第一次降落沒有成功，第二次降落時天地混沌成一片，地面能見度不足100米。飛機下滑至50米高度時飛行員仍看不到跑道。“復飛！”我當即下令。

　　詢問飛行員機上剩余的油量后，我指令空中飛行員延長一轉彎，以增加起落航時間，待機而降。地面能見度開始好轉，當飛機下滑至50米時，我和飛行員幾乎同時喊到：“我看到你了！”當幾十名身背礦井救護設備的隊員跳下機艙時，我發現自己的軍衣已經完全濕透了。

　　7月30日，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把唐山受傷的群眾向全國各地大規模轉移，接運傷員的飛機云集唐山機場上空。飛機由什么地方來、來多少、什么機型，我們都不知道。由于指揮設備幾乎全被震毀，我和戰友只好根據空中飛行員報告的飛行高度和飛機轟鳴聲音，判斷是大型機還是小型機，是從哪個方向飛來的。我們通知飛行員以不同的高度差進入機場上空。飛機到達上空后，再根據上空飛機所處的位置，用目視按先后順序指揮加入起落航線，依次降落。這就是后來錢鋼的長篇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中提及的兩個空軍人員用肉眼指揮救災飛機起降的傳奇故事。

　　為了及時把中央慰問電、食品空投下去，上級又派來了十幾架直升機。我決定在南北航線上建起一個東西起落航線，借南北航線上的飛機一個剛剛落地、一個剛剛轉彎準備落地的1分鐘甚至幾十秒時間，讓直升機見縫插針趕緊升空。

　　為搶時間，爭速度，直升機組研究決定由原來每次降落卸物資改為直接空投，這樣可以節省十幾分鐘。而這樣卻給本來就超負荷的飛行指揮帶來了更大的難度。每天幾百架空運飛機起降，再加上十幾架直升機空投，大家共用一個無線電波段講話，很快就出現了無線電通話障礙。我當即決定，打破常規，向空中所有的飛機定時通報本場降落的氣象條件，便于空中飛行員根據場面氣壓調整高度表，凡聽到的不得再向地面塔臺請示。我指揮也力爭用語簡練、明確，盡量減少占用無線電波段。經過調整好不容易才度過了這飛行史上罕見的通話障礙，使飛行秩序恢復正常。

　　就在人民群眾最危難的時刻，我們硬是憑借最簡單的通訊工具，用耳聽、眼看、頭腦分析的辦法，成功指揮了來自全國30多個機場、13種飛機、3000多架次救災飛機起降。最多的一天356架次，最短的起飛間隔只有26秒。運出傷員2000多人，運進救災物資數千噸，沒有發生任何差錯和事故。

　　整整半個月，我和戰友們一直戰斗在調度室這個神圣的崗位上。1977年4月30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授予我們場站“抗震救災模范場站”榮譽稱號，為我們航行調度室榮記集體一等功，我也被安排繼續留在部隊，直到1983年轉業。

　　(來源：《解放軍報》2006年7月14日，劉松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