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夏 榆

　　“特別好的作家”

　　鐵凝第一次見茅盾是1978年。

　　那時她在河北農村插隊，是公社里最小的知青，勞動之余寫些兒童文學作品。中國兒童出版社在北京組織筆會，邀請她參加，在筆會上，鐵凝第一次見到中國作協主席茅盾。

　　她形容自己當時是“戰戰兢兢”。慌亂并不是因為見到“作協主席”：“我并沒有在意誰是主席，我就知道他是一個特別好的作家，我崇敬他。”

　　鐵凝崇敬的還有巴金。遺憾的是直到巴金病逝，她也沒能近距離接觸過這位文學前輩。

　　然而，當鐵凝49歲的時候，她的名字和茅盾、巴金并置，成為中國作協57年歷史中第三任主席。

　　11月21日上午，在河北作家協會她的辦公室里，記者專訪了鐵凝。

　　記者：媒體對你當選作協主席有各種解讀：作協主席走下神壇，作協開啟平民時代，你怎么看？

　　鐵凝：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我現在的心情。有喜悅，喜悅首先是因為這是很高的榮譽，前兩任主席是文學里程碑式的人物，第三任就是我，這是非同尋常的位置和榮譽。文學界的同行在這樣的前提下，給了我寬厚的認可，我想這是不容易的。但更多的還是一種惶恐，我說我有幾個不敢忘記，第一不敢忘記，就是這個位置不是非我莫屬，即使不跟大師比，單是同代，都有很多優秀作家可以擔當此任。我很榮幸我在這個位置，不忘記這點，我就會知道我是誰。

　　記者：這次作協領導中，你是主席，王安憶和張抗抗是副主席，有人形容中國作協開啟了“玫瑰門”。你的小說《玫瑰門》寫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紛爭，中國作協會成為“玫瑰門”嗎？

　　鐵凝：是指新的領導機構里嗎？我沒看到什么紛爭或者仇恨。至少我看到的作家，還有我本人不是。作家之間，甚至不同藝術派別之間應該是能相互理解的。這次作代會上，很多優秀的作家知道自己不在候選人之列，他們表現出來的理解和善意，讓我很感動。

　　記者：在作協主席選舉中，有人對你投了反對票。你的前任是茅盾和巴金，人們會拿你和他們比較。你還有很多同樣優秀的同行，你也會被比較。你的當選除了鮮花和掌聲，可能也伴隨著質疑。

　　鐵凝：選舉主席的整個過程，比我預想的要好得多。我感謝投我票的人，因為在我前面矗立的是那樣的兩座豐碑，投我票的人我覺得至少是給了我寬厚的認可；不投我票的人我也同樣感謝，讓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差距——他為什么不投你的票，會讓你不斷地想，你會不斷地使自己更好，雖然使自己更好很不容易。

　　不同的聲音現在有，以后也都會有。重要的不是被異議、被質疑，重要的是被異議、被質疑以后你怎么做、做得怎么樣。

　　記者：在作協體制中，“作協主席”是一種榮譽職務，還是一種實際權力？我們看到茅盾和巴金在任時，“作協主席”更多是一種榮譽象征，他們似乎并不介入作協的日常工作。

　　鐵凝：我個人認為作家協會不是一個權力機構，作協主席也不是權力的代名詞。但它也肯定不僅僅是一個榮譽性的職務。作協主席這個位置對我而言，是全新的，也只有幾天時間。我跟前兩任沒有可比性，他們創造的巨大文學財富，擁有的巨大個人魅力和影響力足以覆蓋中國文壇。但這些今天已經沒有了，甚至現在中國文學也不在社會的中心位置。不在中心位置是正常的，沒必要為它感到悲哀，這是第一；第二，我不是里程碑式的作家，也絕不存在巨大的個人影響，所以我說，這次作協主席的產生，跟前兩任相比，不僅僅是年齡的下降，其他的一切也都降下來。

　　但是，在這個位置上，我愿意努力，讓自己成為中國作家里一個優秀的代表。

　　作家的供養

　　鐵凝的文學啟蒙老師是徐光耀——《小兵張嘎》的作者。

　　徐光耀曾經擔任河北省文聯黨組書記、主席，1958年，受“丁陳右派集團”案株連被劃為右派。鐵凝家與徐光耀相鄰而居，15歲的一天，鐵凝拿著新寫的作文請徐光耀看。徐光耀認為這不是好事情——自己因為寫作惹了那么多麻煩，一個小孩喜歡什么不成，偏偏來寫作？

　　看了作文以后，徐光耀的態度就變了：“你不是問我什么是小說嗎？這就是小說。”這篇文章叫作《會飛的鐮刀》。

　　徐光耀的肯定，讓鐵凝堅定了文學夢想。

　　《會飛的鐮刀》最終還是沒能刊發，因為里面沒有階級斗爭，有的只是一些城市女學生和農民、房東小孩的溫情，有勞動和一些情誼——當時是需要沖突的。

　　《會飛的鐮刀》是在1985年被發表出來的。

　　小說《夜路》是鐵凝的處女作，最初是投給《河北文藝》的，被省里一個老作家讀到，隨后推薦給《上海文藝》主編茹志鵑，茹志鵑加了短評把《夜路》發在《上海文藝》的頭條上。

　　《哦，香雪》的發表是鐵凝文學寫作的轉機，也帶給了她最初的文學聲譽。這篇小說獲得當年全國短篇小說獎，鐵凝從此開始被文壇關注和接納。其時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發軔的時候。

　　1982年，鐵凝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記者：作代會以前，作家洪峰上街掛牌乞討，被媒體狂炒。莫言談到洪峰乞討行為時說，洪峰是在爭取一種公平。中國很多地方都還存在著作家供養制度，洪峰卻得不到這個制度的保護。更多的人批評洪峰作秀，以他為恥，認為應該取消“作家供養制度”，你怎么看？

　　鐵凝：我想在當下的中國，“作家供養制度”恐怕一時是不能取消的。我們這么一個大國，國家是可以拿出一定錢來，供養一部分優秀作家的。供養作家在很多國家都有先例。

　　為什么強調專業作家制度是必要的？我現在不是專業作家，不存在替自己說話。據我所知，像王安憶、張抗抗、劉恒他們都是專業作家，這樣一些頂尖的作家，怎么配不上國家出一點錢，有一個相對體面和安定的生活呢？對作家來說，住房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有錢就可以買房子。但是醫療呢？子女教育呢？社會保障呢？創造一個和諧寬松至少是小康的生活，有助于解除作家的后顧之憂，專心寫作。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如果養不起幾個作家，可能就是一種悲哀。

　　記者：怎么避免作家因養而生的惰性？合同制作家制度能奏效嗎？

　　鐵凝：作家體制的變革勢在必行。實際上專業作家群體，在文學體制中在逐年縮小，更多的是采取合同制作家方式。比如河北作家協會有5個專業作家，還有30個左右合同制作家名額，人是不固定的，一期兩年，在這兩年中，政府拿出錢來資助作家寫作，不限定寫作的題材和內容。“合同制作家”是一個競爭機制，它不養一個不寫作的人。

　　記者：不能回避作家對作協的疏離這個現實，前有李銳退出中國作協，后有湖南、上海省級作家退出，你怎么看作家跟作協的離心傾向？

　　鐵凝：李銳退出了中國作協，但沒退出山西省作協，他還是山西省作協的專業作家，作家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只是一個相對正常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專業作家制度為作家提供的保護是，可以使作家不用為一把米憂愁、焦躁。

　　專業作家制度為什么現在還不能完全取消，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法制體系還沒有健全起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作家全部成為自由職業者，作家的權益是沒有辦法保障的。比如現在很多純文學的作家還有好的收入，但是探索型、實驗型作家，他不為市場所左右堅持自己的文學追求，他的生活怎么辦？所以我要替中國的優秀專業作家說一句話——專業作家制度并不意味著吃閑飯，也不意味著鐵飯碗。

　　記者：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作協有一個簡短的表態，那個表態被批評為狹隘，缺少大國風范。海外流散文學，流散作家，也是中文寫作的一部分，你怎么看他們？

　　鐵凝：我覺得有一個大前提，不管什么樣的、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的中文作家，只要是愛國的，愛這個民族的，都應該被充分地注意和關注。

　　我想我會更加關注這些作家的寫作，有些作家的作品我以前讀過，以后我要讀得更多，因為他們也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書生建館

　　1996年，鐵凝成為河北省作協主席。

　　上任之初，正是作協和文聯分家之時，鐵凝面臨一個選擇。 “當時我說我不能當作協主席，把我變成不是作家了，這不是我的意愿。”

　　最終，鐵凝確定了自己作為作協主席的思路：不把作家協會辦成衙門。

　　籌建一個文學館被鐵凝看成是當時的狂想，當時北京現代文學館都還沒建成：“這是一個創舉，文學館是一個文化的標志，河北這塊土地上誕生過眾多杰出人物：荀子、董仲舒這些大哲學家。”那段時間，鐵凝形容自己成了個“祥林嫂”。

　　河北文學館到現在還是全國惟一一家省級文學館。

　　記者：籌建文學館是你任河北作協主席的一件大事，籌建困難嗎？

　　鐵凝：現在覺得像做夢一樣。建文學館花了6500萬元，跑錢非常困難。

　　當時一位管著錢的常務副省長對我們很不屑，說作家有什么了不起，省里這么窮，你們還想弄什么文學館。

　　一個省再窮，文學館這點錢也還是拿得出來的，你在別的地方浪費的錢比這個多得多，我知道一個鄉政府半年吃喝的費用就是40萬，用那些錢建一個文學館，改善作家的境遇和生活有那么難嗎？那個常務副省長說，你們下個世紀再說吧，現在省里財政困難。下個世紀，那可不行。我覺得必須說服他們，見了那些領導，我反復就是那些話。

　　記者：作家去找錢，會被理睬嗎？

　　鐵凝：有一次，我跟黨組書記被人轟到走廊上，黨組書記當時就哭了，一個男的，比我大十歲。我說你哭什么，他說你怎么能讓人轟出來呢？你是作家，怎么能受這樣的委屈呢？我說沒事，他轟就轟了，他轟我出來我沒喪失尊嚴，因為我不是為個人的事求他，我是為作家的文學館求他，他只要答應，讓我給他跪下來都行，我就是跪了，也不會丟掉我的尊嚴。當然，最后河北文學館的建設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決定性支持。

　　愛情沒有道理

　　鐵凝至今未婚，一直在跟父母住。

　　記者：你獨身的狀態令外界好奇，你對情感很嚴格嗎？

　　鐵凝：也沒有什么特別的。第一我不是獨身主義者，我不是要打一個旗號。也許更早的時候，比如十八九歲、二十幾歲時，如果那時很快進入家庭生活，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樣子。當然歷史不能假定。我也有過個人的感情經歷，我并不后悔或者怨恨，因為所有的經歷都有值得紀念的價值。這些情感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給我帶來更多的善，而不是仇恨。至于婚姻，到了這個年紀，我覺得第一，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有獨立的經濟收入，有可以安身立命的職業，當然我對婚姻也有好的期望，我想說我還是有希望的，可是我又想告訴你另一句話，我從來都是做好了失望的準備，因為我覺得做好了失望的準備，才可能迎來希望。但可能我準備得還不是特別充分。

　　記者：你說到失望，你不相信有在心智和品性上能跟你匹配的人嗎？

　　鐵凝：我希望在心智上可以溝通，至少是一種相互理解，我覺得有難度，但我仍然是有希望的。中國話說“緣分”，這是強求不來的。我見過一些好的婚姻，使雙方都得到極大的愉悅，它不是跟事業對立的，我是一個強者，其實更多時候我更像一個家庭婦女。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