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王凡

　　馬曉先在20世紀60年代初到北京醫院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她被抽調到一個醫務工作小組，進入中南海。1974年，受組織委派，她擔任江青的護士長，后參與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30年來，她對自己過去的工作始終緘口不言，直到2003年，筆者為撰寫《共和國第一代領袖的保健群體》一書找到她時，她才第一次追溯起那些鮮為人知的往事。

　　一

　　訪問者(以下簡稱訪)：您被派到江青那兒擔任護士長，是在1974年3月嗎？

　　馬曉先(以下簡稱馬)：是的。當時的要求是科班出身，最好是有孩子的，因為做了母親的人細心、耐心。

　　訪：江青很難伺候，是所有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人員都深有體會的。作為進中南海從事中共中央領導醫療保健工作了六七年的您，對江青的性情為人自然早有耳聞，因此當這個任務派到您頭上的時候，您肯定也是不太情愿的吧？

　　馬：的確如你所說。當時我剛生女兒不久，丈夫又得了急性黃疸肝炎，我遂以首長有可能因此被傳染疾病這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加以推辭。汪東興聽說這一情況，起初也同意另找別人。誰知十幾天后，他又把我叫到辦公室去，還是談這事。我仍然婉轉推脫，最后我說：“我去朱老總那兒，去那些老帥那兒，都可以，就是不想去江青那兒。”

　　由于為江青找護士長是件很為難的事，汪東興為此頗費心思，可能當時也是很難找出其他人選了，他就有些急，以致拍了桌子問我：“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說：“是。”他說：“你是共產黨員，你不服從黨的分配？”我說：“如果非得這樣，那我只能服從組織，但我思想上還是想不通。”

　　這時汪東興口氣緩和了下來說：“我不要你想得通，只要服從就行了。”

　　訪：雖然內心不情愿，但到江青身邊后，工作還得全身心投入。

　　馬：那當然，江青當時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了。作為黨的高層領導人的保健工作，必須認真負責，細致周到，是一點都不能敷衍的，這是工作的本分，也是職業要求。我對她的照顧也和以往對任何一位領導人一樣，勤勉盡職，雖然內心別有一番滋味。

　　訪：我曾采訪過20世紀50年代擔任江青保健大夫的王敏清，他回憶說給江青靜脈注射，必須一針見血，不能再扎第二針。您說您也練就了一手好針法，但第一次給江青做靜脈注射時，您緊張嗎？

　　馬：我到江青身邊以后，她一針都沒有打過，也沒住過醫院。

　　訪：您這樣說，很出乎我的想象。江青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給人體弱多病的印象，又是出國治療，又是請專家會診，又是長期療養……毛澤東還曾專門將鄧穎超寫的一篇與疾病作斗爭的體會的文章推薦給江青看，鼓勵她戰勝自身的疾病。可在您擔任江青護士長期間，江青不僅沒有因病住過院，甚至連針都沒打過，可見這一段時間她的身體狀況相當不錯。是不是因為政治上得勢，她情緒好，身體也好了，這似乎可以說明她以往的病和精神狀態不好有很大的關系。

　　馬：也許是吧！但江青的身體還是有一些問題，她老說自己怕風，怕驚嚇，一緊張就會突然出一身汗，這是因為她有腎功能失調的毛病。所以江青平時喜歡穿寬松的、吸水性比較好的內衣；外出總要多帶一些由于穿過一段時間而比較柔軟的內衣，以備在出了大汗之后更換。

　　我們還為她想了個釘小毛巾的辦法，幫她在每件汗衫上都釘兩個子母按扣，另外找一些小方毛巾，也釘上按扣，一按就貼在了汗衫上。這樣汗濕了后可以經常更換，免得汗溻得不舒服。這些小方毛巾幾乎都是從人民大會堂里找來的，都是用過的，有的都很舊了、起了毛的被淘汰了的毛巾。我們拿來后經過高溫消毒，再給江青用。這種舊的小方巾非常軟，江青用著覺得很舒服。

　　有時候，江青也會有點不舒服，或生些小毛病。遇到這種情況，她常常主動提出請吳階平大夫來給她診治。

　　訪：我曾和多位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人員交談，他們都提到江青有幾怕。她怕吵，別人說話的聲音稍大一點，她就會說：“你嚇著我了。”甚至有人走路的腳步重了，她都會給予斥責。可江青又喜歡聽音樂、聽戲、看電影，難道這就不怕吵了嗎？

　　馬：你說的這種情況確實存在。我在她身邊的時候，常有聽戲、看電影的情況。戲劇和電影發出的聲音要比走路、說話的聲音大，可此刻的她倒不覺得吵了。這種奇怪現象我過去還真沒細尋思過。

　　江青非常喜歡看電影，幾乎天天要看。在我印象中她特別喜歡的有兩部電影：一部是美國的電影《紅菱艷》；一部是墨西哥的電影《網》。特別是《網》，整個電影沒有幾句話，她好幾次調這部電影欣賞。

　　江青的電影欣賞能力和水平是比較高的，她的腦子還特別好，也因為反復欣賞，一些電影的最精彩部分都記在她腦子里了，她常常一坐下來就說她要看哪部電影的第幾盤，看哪幾個鏡頭。比如看《網》時，江青說：“我不從頭看，就從中間窗戶邊上有綠藤蘿，有一朵小紅花那兒看。”她的這種看法，要求放映員的技術很高，一下就把她要看的那個鏡頭調出來，否則讓她等著你來回倒帶子，她就要不耐煩了。我們的放映員的技術特過硬，江青說要看哪兒，馬上就放出來了。

　　江青看電影，愛看那種靜靜的、舒緩的抒情畫面。她不能看有蛇的鏡頭，晚上不能看那種歡快熱鬧或緊張刺激的影片，引得她太興奮了，就要睡不著覺了。在她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曾奉命幫她選過片子，但如果選的片子不對她口味，或看后影響她睡眠了，就難免挨她一通批。

　　我到江青身邊的時候，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斗爭中去了。因此我沒有江青沉湎于音樂欣賞中的印象。聽樣板戲的情況倒有幾次，而且江青畢竟是搞文藝的，在一起研究樣板戲的時候，她有時會表現得盛氣凌人、頤指氣使，但并非她所說的一切都毫無見地。

　　訪：由于工作緣故，您天天都守著江青，從平時對江青的觀察中，感覺印象比較深的有哪些呢？

　　馬：我覺得江青對政治的確是比較敏感的，她很關注政治形勢和各方面的情況，內參天天看，而且把她認為重要的內容都圈上，然后送到毛主席那里。她不管這些東西毛主席究竟看不看，她反正是天天畫圈，天天送。江青批文件寫的鋼筆字非常漂亮，很有力度，而且她學毛主席的簽字也寫得非常像。江青還喜歡寫毛筆字，也能寫出與毛主席十分相似的筆體。江青對此事是很認真的，可以看出，她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毛主席認可，她的建議能受到毛主席的重視。

　　二

　　訪：粉碎“四人幫”后，出過好幾份中央文件揭露“四人幫”的罪行，其中有些江青借故整身邊工作人員的內容。您是否也有過相似的經歷？

　　馬：她跟我鬧過別扭，但次數并不多，而且我的感覺是她有時候是心里有別的事，把火撒在工作人員身上是借題發揮。

　　前面說到江青的幾怕，她很突出的一怕是怕風。她每次出屋之前，都要身邊的人員先看好風向，不能讓風正吹著她。從保健的角度說，被風吹著，體弱的人便容易著涼。但風向不是那么容易看的，有時風從這邊刮過來，但在樓里拐個彎風向就變換了。

　　江青發脾氣，多與吹風有關。因為江青有這些毛病，她是不太愿意參加有外賓在場講究比較多的活動的。比如有一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安排她去勞動人民文化宮，參加有西哈努克也到場的聯歡活動，她的內心就很不情愿。

　　那天臨走時，江青就有點別扭，穿衣服系扣子時，手也有點不聽使喚，汗隨即就下來了，她的情緒也隨之壞了起來。出屋時她非說被風吹著了：“我不能去了，你們怎么看的這個風向啊？你們這是軟刀子殺人啊！”本應有江青出席的場合而她沒有到，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事情。

　　其實那天我們并沒有報錯風向，因為釣魚臺內的一座樓頂上專門有面旗子，隨風飄擺顯示風向，我就是據此報的。但江青堅持說我沒報準，結果讓我停職反省。當時江青身邊就我和小張兩個護士，我一停職，小張就辛苦死了。

　　于是有關領導就找我談，讓我向江青當面承認錯誤，以便趕緊恢復工作。但我覺得如果自己真的錯了，可以檢討，但此事純粹是江青借故生事，自己一點錯誤都沒有，如何檢討，就堅持不認錯。

　　僵持了幾天，大家都很敬重的支部書記程汝明也來勸我：“你要是不去認錯，那小張就累死了！”他同時也去做江青的工作，說不能兩邊都拗著。江青也感到還是需要我，才沒有非逼著我做檢討就讓我回來了。

　　我在的那段時間，江青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對政治地位和更高權力的強烈追逐上了。這一點，我們通過對一些細小的事情的觀察也能感覺出來。例如江青收拾信函，信封上寫的是“毛澤東夫人收”，她看了就特生氣；寫“江青同志收”就好一點；要是寫著“江青政治局委員收”，她就很高興地拆開看。

　　在江青身邊工作比較辛苦，感覺難伺候，更主要的是在于她有許多習慣和講究。比如她用慣了的東西，到哪里都要帶著；她習慣了的方式和規矩，到哪里都要保持。因此她的出差就像大搬家，什么她常用的東西都得帶上，包括夜間用的馬桶。因此隨江青出行是極其累人的。在諸多講究中，可以稱最的是江青臥室的布置。她的講究并不是要求多么豪華奢侈，比如到大寨，住的是窯洞，房間內的用具也很普通，她也照樣住。但她對所到之處的臥室內陳設的布置卻一絲不茍，必須和她在北京的臥室一樣。

　　比如，桌子、床鋪與房間窗戶、門所對應的位置，床頭的朝向，她上床時的走向等等，都要和她在北京時的一樣。她經常用的小物件擺放的位置，什么東西放左手邊，什么東西放右手邊，都要保證她能和往常一樣，按習慣順手就能拿到。因此每到一個新地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尤其是護士們就特別忙碌，要搞一番大挪移和調整。

　　訪：您說到大寨，讓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負責過江青警衛工作的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對我講過的一件事情。

　　那是1976年江青最后一次去大寨，離京的時候，毛主席的情況就非常不好了。結果他們到大寨不久，就接到北京來的電話，說毛主席病情惡化，要江青立即返京。但江青不知怎么搞的，在她的房間里磨磨蹭蹭，大家等了她好長時間。當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馬：我那次真沒有覺得江青的行為有什么特別的，也沒覺得在得到返回北京的消息后，等了江青很多時間。我想可能是當時他們的心情急迫，相對他們的動作快，才感覺江青的動作慢。在日常行止上，江青一直就是這樣比較慢條斯理，而的確不是風風火火干脆利落的。也可能是我們這些搞內務的對此都習以為常了，所以并不感覺她拖拉了很長時間。

　　另外，江青長期患有便秘的毛病。她隔段時間就會再現坐在馬桶上長時間解不下來大便的情況，甚至坐幾個小時的情況都有過。這時候其實她自己也很痛苦，這個情況別人不太清楚。我現在也記不清那天是不是又趕上了江青便秘，如果真趕上了，那肯定是要讓大家等很久的。要說江青把毛主席的病情特別掛在心上，確實不是那么回事；但要說江青根本不關心毛主席的病情，對毛主席一點感情也沒有，這大概也不太符合事實。她臨離開北京之前，就去看過幾次毛主席。但江青對毛主席的感情和關心，確實沒法和另外幾位中共領袖的妻子對丈夫的感情和關愛相比，像鄧大姐對總理，像張潔清對彭真……江青確實和那些老大姐不一樣，她不太會關心人，而是總要人去關心她。

　　三

　　訪：1976年的10月6日這一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請您回憶一下江青被抓時的情況。

　　馬：我記得10月6日是個星期四，那天不是我值班。大約是下午臨近黃昏的時候(按張耀祠的說法是約8點鐘的時候)，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腳上只穿了一雙拖鞋。忽然，中央警衛團的團長張耀祠來到我身后。

　　我看見他時還說：“呦，張團長怎么來啦？”張耀祠說：“有點事，你跟我來一下。”我以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說：“今天不是我的班啊。”他說：“那也得讓你去一趟。衣服就別洗啦，快去換換衣服，換換鞋。”當時不知是怎么的，這么匆匆地被他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異樣，但內心卻一點也沒有感到突然和驚異。

　　我跟著張耀祠走到江青所住的中南海201寓所的門外，就看見有幾位全副武裝的軍人，我一個都不認識，這種情況是以往在江青身邊從來沒有過的。我感到要有什么大事發生了，但我仍然沒有產生特別意外的感覺。

　　當然，看到這種陣勢，我心里也不是沒有思考。我記得剛到釣魚臺，被安排到江青身邊工作的時候，江青曾經對我說過大致這樣的話：你們到我這來工作，要有思想準備。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業；要不就可能成為階下囚。我此刻下意識地感到，江青當初所預計的第二種情形降臨了。

　　這時，張耀祠吩咐那些全副武裝的軍人守在外面，而讓我和高云江、黃介元、馬盼秋幾個人跟著他一起進到房間里面。這時，我想起了此刻在江青這里值班的護士應該是江慰琴。

　　進了江青的辦公室后，我看見江青正坐在沙發里。通常江青在辦公室的時候，就習慣這樣坐在沙發里，把腳放在蹺腳墩上。張耀祠走到她面前，對她說：“江青，我接到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你現在還進行分裂黨中央的活動，黨中央決定將你實行隔離審查，馬上執行。你到另一個地方，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紀律。你把文件柜的鑰匙交出來。”

　　張耀祠自己回憶說：組織上交給的說辭中，并沒有“你現在還進行分裂黨中央的活動……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紀律。”這是他自己臨時加進去的。

　　在張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話的時候，江青坐在沙發里一動不動，表面上沒有顯出慌亂，但她的內心絕不可能是平靜的。她等張耀祠把話說完，輕輕地說：“我沒聽清楚，你能不能再說一遍。”張耀祠就把剛說的話，重復了一遍。

　　江青聽完張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決定后，才站起身來。她從褲子口袋里掏出鑰匙，放入一個牛皮紙信封里，折好口，拿訂書器訂好，用鉛筆寫上“華國鋒同志親啟”，然后交給了張耀祠。

　　這一連串的動作，江青做得不緊不慢，看似鎮定自若。在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衛生間。衛生間就在辦公室的邊上，張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進去。張耀祠立即要我把江青的東西收拾一下，準備離開這里。

　　因為1976年的江青曾頻繁地離京外出，去天津、去小靳莊、去大寨、去昌平等地，所以我們為她準備好了一個箱子，放好了出行常用的必備用品。每次出發，只要把她身邊的東西稍稍一斂，十分鐘之內肯定能夠動身。每次從外地回到北京，我們也是先把箱子里的東西準備好，這樣哪怕是第二天就再度出發，也能拿起東西就走。所以我沒用多少時間，就把江青的東西都收拾好了。

　　然而，當我把東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還沒有從衛生間里出來。張耀祠也覺得時間長了點，就讓我進去看一看。我進衛生間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顯然她在思考著什么。我什么也沒說就出來了，江青隨后也出了衛生間。

　　我們一起離開了江青的辦公室，我和江青坐上了一輛大紅旗轎車。我記得轎車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駛入了一條地下通道，我也不記得走了多長時間，最后到一個安置江青的預定地點。那是一座地下建筑，她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

　　(摘自《歷史學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