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記得你在一篇文章中寫到：“法國人的18世紀是伏爾泰的世紀。20世紀是薩特的世紀。薩特與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是死對頭，在他眼里，戴高樂簡直就是精神專制的化身。可是，就是這個戴高樂，卻說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不能把伏爾泰關進監獄！’”這意味著什么？

　　尚杰：這意味著你不能把一個與你思想不同的思想者關進監獄，因為思想是人類的最大尊嚴。不尊重思想，是最大的不尊重人權。伏爾泰在18世紀被稱為精神王子，精神自由的創造者，薩特是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總代表，他繼承了法蘭西精神自由和浪漫主義的傳統，也就是批評的傳統，法蘭西民族之所以能有層出不窮的在文化上的創新能力，而且在20世紀法國的世界大國地位與19世紀相比已經今非昔比，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國還能與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抗衡，就是因為它有自己獨立的東西，精神上的原創性，法國是貨真價實的文化創意大國——如果美國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文化產業大國的話。一個國家的文化產業要是缺少創意，那作用就只相當于一個大工廠，設計圖紙是別人控制的，那結果的嚴重性要幾十年后才看得出來。

　　文化大國的標志之一就是它有一大批像薩特那樣的知識分子，人們一提到法蘭西就會想起這些人來，他們不光是在哲學方面有突出的貢獻，還有文學界、藝術界，電影界等，這些人支撐起了法蘭西文化大國的架子，他們的聲音總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政府也是允許他們批評的，所以戴高樂說，“你不能把伏爾泰關進監獄。”他的意思是說，薩特如此地抨擊他，作為一個政要他也很惱火，但他沒有把薩特關進監獄，伏爾泰還進過兩次監獄，這說明政府和知識分子之間的那種特定的關系，法蘭西民族以及他的政要們本身擁有很高的人文素養。那法國現任總統希拉克，不僅對中國詩人李白很有研究，還是一個鑒賞中國青銅器的行家。

　　允不允許知識分子的監督，允不允許有不同聲音，這是衡量你的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的最重要的標志。在中國歷史上，如果一個知識分子稟性天真，也就是太過于真實，講真話，那這個人的命運，結果總不會太美妙。具體來說，就是具有西方式知識分子這種秉性的中國知識分子總是比較天真的，而他們的結果都不是很好。這樣一來就泯滅了人主動的或創造性思想的積極性。要人們學得更圓滑，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迫使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要去說假話，做兩面人，使自己的人格很不健全。士大夫，也就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最大理想，甚至是惟一的出路，就是去當官，否則周圍人甚至他們自己都認為是沒有出息。很多大詩人，因為官場失意，就在詩中寫自己的頹廢，一不留神卻傳下來很多名詩，但這些詩人的本意是對自己的人生不滿意，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嚴重的問題：只有歌功頌德的傳統而鮮有批評的傳統。它使中國很難產生純粹的獨立的思想家。在我們的精神風俗中，最能光宗耀祖的還是官、排官的座次，有多少幾品官。

　　記者：與伏爾泰同時代的還有另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盧梭，“法國篇”的解說詞說，他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著一支火焰濃烈的火把。這支火把很快就點燃了巴黎乃至世界。”記得你的《〈社會契約論〉導讀》一書中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話來描述盧梭精神和思想的不朽，他的思想到底有哪些迷人之處？對今天的中國來講又有哪些可以思考和借鑒的？

　　尚杰：盧梭與伏爾泰的區別在于，盧梭同時關注到了社會的異化現象，也就是20世紀哲學和文學藝術才真正重視起來的人的焦慮、絕望、厭倦等一些屬于“光明”背后的東西。盧梭敏銳地感到，社會進步的同時也是一種墮落。這話當時沒有太多的人注意，實際上他這里面涉及到了對現代文明的一種批評，這是伏爾泰所沒有想到的。伏爾泰還嘲笑盧梭，說盧梭想要我們回到用四肢爬行的時代。盧梭向往的理想社會，是人類樸素的自然狀態。盧梭思想的覆蓋面比伏爾泰更寬廣，他的《社會契約論》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根基，他的《愛彌爾》是西方啟發性教育的奠基性著作，他的《懺悔錄》是西方近代以來浪漫主義傳統的代表作。他的著作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是開創性的。記者：如何解釋“進步的同時也是一種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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