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各部門協作處理化武

　　就解決日本遺留化學武器問題，中國政府一直設有專門的機構同日方保持聯絡。1999年8月，在《備忘錄》簽署后不久，中國外交部即匯同總參謀部和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聯合成立了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辦公室。

　　根據《備忘錄》的規定，該辦公室隨后開展了銷毀化武技術的論證，專項環境標準的制定，規劃、設計、建設銷毀設施等大量工作。國家環保總局也配合出臺了若干環境保護標準，如《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環境風險評價技術導則》、《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氰溴甲苯》、《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環境空氣中污染物濃度標準(試行)》等標準。

　　而地方政府方面，有日本遺留化武的省、自治區也加緊進行自己的配套工作。2004年7月，吉林省政府出臺了《吉林省預防和應急處置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突發事件預案》。根據《預案》要求，全省各地如發生“日遺化武”突發事件，警方要保證在接警后及時受理，立即報知省領導小組辦公室及指揮協調組，及時制定搶救和疏散人員的方案，并將偵查結果迅速提供給相關部門。

　　去年6月，經國家衛生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批準，國家國債投資1000余萬元人民幣在敦化市成立了敦化市中毒救治基地，防化療病區面積為2400平方米。該基地屬三類化學中毒救治基地，主要功能是負責當地居民和化學武器銷毀工作人員的損傷救治。

　　解決問題關鍵在于政府

　　今年3月，51名國內日遺化武受害者在哈爾濱黑龍江省第二醫院南崗分院接受了全面的身體檢查。這次參加體檢的受害者除了“8·4事件”的43名受害者外，還有中國第一次、第二次向日本提起化學武器訴訟的部分受害者，以及吉林省敦化市的兩名受害兒童。51名接受體檢的受害者當中年齡最小的13歲，最大的57歲。

　　在眾多的受害者中，王成的傷勢最為嚴重。“8·4事件”中，王成遭受到毒氣傷害，造成他的下肢皮膚大面積壞死，并永久喪失了生育能力。而兩年多來，王成的身體狀況日益下降，每天都要忍受腹部的劇烈疼痛。

　　羅麗娟介紹，體檢的結果不容樂觀，“8·4事件”后要求賠償時，受害者并沒有考慮那么多，但現在看來，受害者的后遺癥比想象得要嚴重。2005年的時候，一位在“8·4事件”中受傷的小女孩去日本做了一次體檢，不但查出呼吸道受損，腳上有嚴重外傷，而且證實了中毒事件給她的生活留下了后遺癥——今后不能生育了。“現在受害者大都對自己受的傷不太明白，他們只知道自己中毒了，但還不能確知這種毒會給他們今后的生活帶來什么。”羅麗娟說。

　　“按照日本的法律規定，案件的訴訟時效為3年，今年馬上就到期了，我們已經提交了延期半年的申請。”經過了漫長的3年，羅麗娟也有了力不從心的感覺。“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人力、物力，像這樣的集體體檢每次要1萬多元，一年兩次。而我們現在所做的都是公益性質的，完全沒有向個人收費。”

　　在這個問題上，羅麗娟更希望能通過兩國政府協商的方式來解決，但她感覺目前日本政府根本不想賠償，就像當初“8·4事件”時，日本方面提供的資金只稱作是“處理費用”，而不是賠償金。“如果政府之間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只能走法律途徑，但勝算不好說。”

　　曹志勃在談到如何解決日遺化武難題時，認為民間應該加強呼吁，輿論也要跟上，但最關鍵的是中國政府要和日本政府繼續交涉。目前急需中國政府解決的問題，包括迫使日本政府盡快公布有關毒氣生產、在中國使用和埋藏的檔案，敦促日方全面展開遺留化學武器的處理工作，以便把傷人事件控制到最小限度。

　　中國人有“以史為鑒”的古訓，但在記者的采訪中，歷史似乎正在變得淡去。在前述化學部隊的舊址和倉庫所在地，程先生告訴記者，這一舊址什么都沒剩下了，墻倒了，房也拆了。而當記者驅車趕赴該地采訪，問當地人具體地址時，沒有人說得清。

　　采訪最后，記者得知另一名“8·4事件”的中方代理律師李海洋日前因病去世，他最終沒有看到官司勝訴的那一天，而他的搭檔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一定會把老李的事業進行下去。”

　　這聽起來有些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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