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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雙號限行期間，不少北京的“拼車族”正在嘗試著這種新的出行方式；但在很多國家，拼車被稱為“car pool”或者“H.O.V.”—— 滿載乘客的car pool可以在專門車道上快速行駛，只有駕駛員一人的車則可能會被堵得很死

　　★ 本刊記者/楊時 文/陳園園

　　路娜家住在宣武區廣安門，工作地點在海淀區上地的軟件園。從家到公司一共26.7公里，在號稱“首堵”的北京，可能需要1小時的車程。

　　得知單雙號限行消息的那天，路娜在自己公司的內部郵件組里發了一條信息，尋求相同路線的拼車者。“我們都是做軟件的，公司內部的郵件文化很深。”這個女孩說。

　　很快，許多同事把自家大致方位以及平時的行車路線發到郵件組中。人們開始尋找自己的同路人。一位被大家稱為“姚工(程師)”的人，家住六里橋，上班基本與路娜同路。兩人約定，奧運期間用各自的車輪流“值班”。

　　拼車從2008年7月20日開始。如果輪到姚工開車，姚工會先到家，路娜也會同時下車，然后花10元錢自己打車回家。“別人拼車可能都是送到家，但我怕給對方添麻煩。”路娜說，“我們公司人很多，各個部門以前都不怎么來往。現在因為拼車，有很多同事需要跨部門，跨team拼車，大家借這個機會熟悉起來了。”

　　路娜上班，可以乘坐地鐵13號線到上地站下車，但其中需要換乘多次——之前還要坐公交，路娜并沒有選擇這個方式。“很多公共汽車沒空調，上下班時地鐵上人也太多。”她解釋到，“我從1999年起開車的，這可以保證有私人空間。”

　　“如果兩個人離得確實很近，性格又相投，可以偶爾拼一拼，感受不一樣的狀態。平時我還是喜歡自己一個人開車。”路娜說。按照她的標準，路娜與姚工已經算是相對完美的“拼客”，但有時仍會發生一些小小的麻煩。

　　一個周四，是路娜開車。下班后，她臨時有事要去雙安商場一帶。走得匆忙，忘了拼車的事情。一個多小時后，路娜接到姚工的電話，才想起自己把這位同事忘在公司了。“我們兩個平時都經常加班，晚一點都沒覺得什么，結果就成這樣了。”路娜說。

　　路娜很抱歉，問對方怎么辦。對方說，“那你把我送到有公交車的地方吧。”路娜就把同事送到蘇州橋的一個公交車站。因為姚工以前經常在那個車站乘坐公交，路娜覺得萬無一失便又去辦事。第二天上班，姚工告訴路娜：“昨天我在那個車站等了50分鐘，也沒有車來。我查114才知道，那趟公交車已經改變線路。”

　　路娜所遇到的麻煩，并不只出現在她一個人身上。家住在朝陽路東八里莊附近的王邈，每天開車到大山子一帶上班。通過MSN上朋友的互相介紹和在同城網站上發布消息，他找到另外一個路線大致相同的朋友。但是，輪到那個人開車，他經常繞路到三環去接另外一個人，“三元橋那邊有時早上很堵，而且這和我們拼車以前說好的也不一樣，這帶來了些麻煩。”王邈抱怨說。

　　有過幾次抱怨，對方漸漸找各種借口推卸用車。“現在我還得再找別人。實在不行，我就一天開車，一天打車。”王邈說。他最近經常在同城網站上看到有拼車的朋友有類似的抱怨。不斷還有人發帖子，提醒與陌生人一起拼車的“拼車族”注意人身安全。這一切都使得王邈有些擔心。

　　“拼車”最早出現在城市人的生活里，是從“拼客”一詞的流行開始的。年輕人把“拼車”作為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分享生活結交朋友的新途徑。與有充分時間選擇、只在假日結伴拼車出行的拼車方式不同，針對單雙號限行的拼車更是一種權宜之舉。

　　交通專家段里仁說，現在的“拼車”在概念上其實有點混淆。在國外，不叫“拼車”，而叫做“car pool”或者“H.O.V.”，意思是高容量車，三人以上乘坐同一輛車。

　　這種方式體現了民眾意識、政府政策、政府管理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在民眾意識上，這樣做既節約油又方便、環保；在政策和管理上，給予這樣的車以路權——在國外，H.O.V.和car pool有專門車道，經常會有人站在路邊攔車，而司機也很樂意帶他們，因為人多了可以走專用車道，速度可以更快。

　　“在美國的很多大城市，交通高峰期經常會有這樣的情況：滿載乘客的車在car pool車道上快速行駛；另一邊，只有駕駛員一人的車道上則堵得很死。國外那么發展，實際上是民間自發行為加上政府政策的引導和鼓勵。”段里仁說。

　　在中國，拼車似乎更多的是一種自發的民間應對行為。“公眾有這樣的積極意識，可是我們的政策和管理都跟不上。要給拼車的人路權，我們還差得遠。”段里仁說。

　　對于王邈這樣的“拼車族”來說，他所擔心的人身安全問題，段里仁也有所注意。“這是個民事問題，不應該與交通問題混為一談。而且，不能因為極個別缺陷就一棒子把它全部打死。”

　　無論“拼車”還是選擇公共交通，對于當下的私車族來說，都是應對奧運會期間特殊管理的臨時對策。9月20日單雙號限行管制結束后，人們仍然還會恢復到以往的出行方式。不過兩個月的短期轉變，可能會為人們留下一些觀念上的遺產，就像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所說，“希望能給每個人構成一種沖擊，構成一種強烈的反差，讓大家意識到我們不顧一切沖進去的所謂‘文明’并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