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坎昆能吹出什么氣候風？(2)

　　蔡拓：坎昆會議的任務是為明年的南非會議夯實基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達成最終協議尚不具備條件。首先，哥本哈根會議導致的相互不信任的大背景并未消失，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政治思維處于回潮期，國家主義盛行；其次，經濟不景氣和發展的不確定性影響了各國的關注點和注意力。克服金融危機和失業壓力，推進經濟發展成為首要任務，氣候問題的關注度相對下降；再次，一些國家的國內政治影響到全球氣候問題的國際合作。比如奧巴馬在中期選舉失利后的不利地位，將使其在環境與氣候問題上的作為大受限制。

　　鄒驥：總體而言，由于美國作為首要的發達溫室氣體排放國家，近期難于在聯邦層次上通過清潔能源與氣候變化法案進而形成全國的控排目標，使得美國談判代表難于在談判中就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定量減排目標做出承諾。其他發達國家對自身減排目標的承諾“顧左右而言其他”，未能展現出應有的引領作用。一些發達國家甚至于從“富人哲學”出發，將目光盯在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責任上并將之作為自身減排的前提條件，這就給“公約”進程的發展蒙上了陰影。

　　陳鳳英：美國是最大的障礙制造者，坎昆會議亦不例外。共和黨中期選舉獲勝，奧巴馬政府很難在坎昆會議有積極合作姿態，更難指望其作出實質性減排承諾。二是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環境更加復雜，世界經濟呈現冰火兩重天。發達經濟復蘇異常乏力，新興經濟體復蘇相當強勁。這使美歐產生危機感與憂慮，自我保護意識趨強，減排責任意愿下降，力壓發展中大國承擔減排責任加碼。由此加大南北國家之間在減排問題上的分歧與矛盾。

　　問：發達國家在歷次氣候會議上做出了種種承諾，但實際上這些承諾的兌現并不盡如人意。您認為發達國家為什么會在這些問題上承諾與行動相背離？

　　鄒驥：關鍵問題還是發達國家政府政治意愿不足，缺乏政治遠見和魄力，受特定利益集團的影響而在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不能超越利益集團利益的掣肘，在于不能勇敢、充分地承擔自己的歷史與現實的責任。當口頭承諾能夠帶來選票利益和外交利益時，就“口惠”；當觸及實際利益的時候，就“實不至”。

　　蔡拓：一是對新興經濟群體的崛起認識不到位。很容易受“威脅論”的左右，表現出限制性、對抗性思維與行動。在減排上的倒退，試圖雙軌并單軌，把新興經濟群體捆綁在一起承諾減排都反映了這一點。二是受國內政治博弈和黨派斗爭的影響。像美國最為典型。三是從新興經濟群體的角度上反思，也應與時俱進，更講究與發達國家對話的智慧與藝術，從各個層次、方面考慮全球氣候治理的復雜性，不要拘泥于單一的“共同而有區別的原則”。

　　曾少軍：發達國家表面上的借口是，即使發達國家做出努力，發展中國家如果不減排，其排放增加量將抵銷發達國家減排的全部努力。但氣候變化的危害并沒有因為國際社會的爭吵而停止或減少。人類必須運用智慧找到一條平衡的方案，來應對這個共同的災難性前景。發達國家不能再因為選舉需要而被化石能源集團綁架了，應該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主動、率先減排，并對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減排行動給予及時、足額的資金和技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