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191849件意見的背后，是一場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其程度甚至勝過去年沸沸揚揚的《物權法(草案)》

　　“作為資方的代表，該說的我已經都說完了。下面就看決策者的抉擇了。”5月底的一個午后，品茶的同時，中美商會會員、君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馬建軍律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此前的3月20日～4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勞動合同法(草案)》向全社會征求意見，共收到191849件意見。這個數字在新中國立法史中位列第二，排名第一的是新中國第一部憲法 “五四憲法”。

　　191849件意見的背后，是一場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其程度甚至勝過去年沸沸揚揚的《物權法(草案)》。在這一個月以及其后的日子里，勞資雙方及其代言人、相關部門及其代言人并未如馬建軍所說偃旗息鼓，各自繼續在為本集團利益的最大化而持續交鋒。各方的視力所及，都盯上了今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二讀”。

　　資方要“撤資”？

　　各方博弈過程中掀起的最大一場風波是“撤資風波”。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描述，4月23日，上海《勞動合同法(草案)》研討會上，時近中午，上海跨國企業人力資源協會的代表徐婷婷(加拿大籍)要求發言，徐這樣表述：“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該協會代表54家企業，擁有26萬職工。

　　《21世紀經濟報道》稱，“此語一出，會場一片嘩然”。

　　“這是赤裸裸的威脅”。《勞動合同法(草案)》起草者之一、全國總工會法律工作部副部長郭軍，和草案課題組組長、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教授對本刊表示。他們的這一回應，代表了絕大多數網民的意見。

　　隨后，徐女士通過朋友向本刊表示，她沒有說過“撤資”，只是對草案提出了一些理念上的不同看法。上海《勞動合同法(草案)》研討會的組織者也給本刊發來一段現場的視頻，也許是視頻聲音不夠清晰，記者的確沒有聽到徐說到“撤資”二字。

　　然而，常凱和郭軍說：“‘撤資’這兩個字，如果沒有說出來，別人可不容易編出來，會場上那么多人呢。”隨后，常凱的師弟、兩位學者都向記者證實，“撤資”說法屬實。

　　顯然，資方的這一立場，有其利益上的考量，例如，草案對勞動派遣方面的高標準規定就壓縮了資方的利潤空間，但據本刊了解，包括中美商會在內的外資方面由于多年來執行《勞動法》相對規范，《勞動合同法(草案)》適當在勞動派遣方面提高標準并不是資方最在意之處。他們最在意的，是草案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應當經工會、職工大會或者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或者通過平等協商做出規定。馬建軍說：“看到這一條款，我們這些人都快昏過去了。”

　　一位跨國公司的人力資源總監告訴本刊，這無疑與現代企業制度背道而馳，股東(老板)作為公司的所有者，毫無疑問享有該項最高權力，但在草案中，公司最高權力已轉入職代會和工會手中。因此，即使是持有勞方立場的學者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也認為這一規定“荒謬”，是在重回計劃經濟時代的大鍋飯。

　　“但最荒謬的也是最容易修正的”，常凱說，“我對這一條款在8月份的‘二讀’上獲得修正表示樂觀。”

　　那么，資方何以在放出“撤資”的說法之后有所回收？

　　一家電器公司人力資源總監對本刊承認，即使這部草案就這么通過，外資也不會因為這部草案而撤資，“資本的轉移是以利潤為風向標的，在目前的中國，把勞動保護標準升高一些，絕大多數外資仍然會覺得還是留在中國最劃算”。同時，作為徐女士的朋友，他也承認，如果徐說出了“撤資”這番話，“是威脅，很不妥，沒有經過我們人力資源協會的授權不可以這樣說”。

　　馬建軍的表述則更為直接：沒有哪個企業希望和政府對抗，向政府發出要挾。中美商會中的個人沖動代表不了中美商會。長達42頁的代表中美商會意見的意見書，早已上呈全國人大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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