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未來對外關系最重要的中國問題上，布什時代開始形成一個正確的方向

　　2009年1月20日，美國總統布什將正式結束白宮的使命。從2001年1月20日至今，作為連任兩屆的美國總統，在布什乏善可陳的外交遺產中，穩定發展的中美關系成為一個突出的亮點，也難得地得到美國各方的普遍認可。

　　走過中美關系的最低點

　　8年前，布什上臺伊始，即全盤否定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公開表示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太軟弱，應當增加強硬的成分，將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重新定位為戰略競爭關系。因此，“布什政府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開局的基調就不好，”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倪峰對《瞭望》新聞周刊說。兩個月后的4月1日，發生了南海美國飛機撞擊中國飛機的事件。事發后，中國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

　　4月2日，美國要求中方歸還美軍飛機，但對中國飛行員的失蹤只字未提。

　　4月3日，中國要求美方道歉。然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無意道歉。

　　中美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與要求，雙方處于僵持狀態。

　　“這是冷戰結束以來，或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的最低點，關系非常緊張，”倪峰說。

　　之后不久，布什在接受一次電視采訪時公開說，美國將盡力協助臺灣自衛。倪峰認為，這是一個重大事件，因為之前美國的臺灣政策是模糊的，而此話出自美國總統之口，明確說要保衛臺灣，引發的震動可想而知。之后又宣布要大規模向臺灣軍售，同時還有提升美臺關系的一些行為。“這一時期中美關系不好，而且是非常不好，”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持同樣的觀點。倪峰回顧當時的感受時說：“我們這些做美國研究的人，覺得幾乎到了一個無望的程度。”這種狀況到當年鮑威爾訪華時才有所改善。2001年7月底，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鮑威爾訪華，這是布什新政府執政以來訪華的最高層美國官員。會談中，對于中美關系中的最核心問題——臺灣問題，中方重申希望美方嚴格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鮑威爾亦承諾，布什政府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根據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來對待臺灣問題。此次訪問是中美雙邊關系發展的一個新的契機和轉折點，“使中美關系在一種低位上保持穩定，把中美關系從失控的狀態中拉回來了，”倪峰分析說。

　　“9•11”后中美關系出現拐點

　　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罕見的恐怖襲擊事件。這成為中美關系的拐點。

　　“‘9•11’事件之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主要大國，如中國和俄羅斯作為其主要的威脅；‘9•11’事件之后，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出現重大轉變，把反恐和防止核擴散，防止恐怖主義獲得核武器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美國安全最大的威脅，”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劉學成對《瞭望》新聞周刊說。“9•11”事件發生后，中國首先表示反對恐怖主義，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當即致電布什表示慰問。“9•11”事件使美國認識到他們的敵人是恐怖主義，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不是中國這樣的國家。而且，反恐和防止核擴散需要跟大國建立一種合作的關系，恐怖主義是共同的敵人。于是，中美在反恐問題上找到了新的結合點。布什在“9•11”后的第一次出訪，便是到中國參加APEC會議。

　　2002年2月21日，布什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這一天正好是中美發表聯合公報30周年紀念日。

　　這一年的10月，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布什邀請江主席去他的私人農場做客。

　　這是中美兩國元首在一年左右時間內的第三次會晤。

　　這一切為后來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奠定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但在時殷弘看來，這段時間中美關系還是有重大問題的，特別是布什堅持反對把東突定為恐怖主義，而且就在上海召開的APEC會議上，在中國的領土上，含沙射影地公開說，美國反對借反恐名義來迫害少數民族。2002年3月，臺灣“國防部長”訪美，把1997年以來的美臺軍事合作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這顯然觸碰了中國的底線，觸碰了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結束以后，布什仍繼續揚言要協防臺灣，加強美臺軍事關系。“‘9•11’事件以后，中美關系在具備未來有一部分合作基礎以后，仍然有嚴重緊張的成分，”時殷弘分析說。出乎意料的是，2002年夏末秋初，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中美關系快速改善，“現在看起來覺得很突然”，時殷弘說，美國宣布東突為恐怖主義組織，這是美國在中國關鍵問題上的退讓。同時，中國接連頒布三個管制條例：8月的《導彈及相關物項和技術出口管制條例》，10月的《有關化學品及相關設備和技術出口管制辦法》和《生物兩用品及相關設備和技術出口管制條例》，美國非常滿意。顯而易見，雙方都對對方最關心的核心問題作出了呼應。與之前“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同，中共十六大確立了新的對外戰略方向，強調擴大同發達國家的共同利益匯合點，妥善解決分歧。“可以說，從‘9•11’事件到中共十六大一年的時間里，中美雙方經歷了原則問題的合作，也經歷了重大緊張，最后對對方的核心關切作出了鮮明的呼應，中美關系發生了重大改善，”時殷弘對這一時期的中美關系作了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