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法律要求較嚴

　　孫鐸說，部分華人對破產并不陌生。例如，2005年10月1日公布新的破產法將要實施后，很多華人趕著申請破產。他說，2005年公布的新破產法，是該法自1978年以來的最大改革。

　　新法的主要變化，是申請破產前要經過綜合測試，“通過測試的人才能申請。”申請提出后他們還要上財產管理課。他們的收入要低于一定的標準，例如，在紐約，單身的收入不能高于4萬4803元，隨家庭人口的增加收入數額也增加。而在新澤西州，單身的收入最高限額是5萬5008元。人口越多，上限越高。但是，這些規定對華人影響不大，因為申請破產的華人報稅收入不高。

　　新法還規定，第一次申請破產后，必須在8年以后才能重新申請，“這個年限比過去多了兩年。”全部免除是因為欠債人沒有能力償還。“如果他們在銀行里有幾萬元存款，就表明仍然有償還能力。”如果有住房，還要看看里面個人付款有多少。“這個計算比較復雜。”但是，個人退休賬戶、維持生活的費用都會保留。

　　法律規定，有的債務不能免掉，如有學生貸款、欠稅、孩子撫養費和配偶生活費。另外，自己過錯造成的經濟賠償不能免去。例如，開車撞到別人導致的花費，或將人打傷需要治療的費用，都必須償還。

　　為了防止假破產、真騙錢，法律規定還要查看在破產申請遞交前的90天內是否購買500元以上的物品，同時要看在前70天內是否提取700元以上的現金。例如，有人認為反正要申請破產，就大手花錢，如購買高級手袋、珠寶和昂貴手表。“這樣都不行”。

　　孫鐸說，現在華人的房貸重組的比較多。有人借錢買房子，但是還不起貸款。因其凈資產較多，又不符合申請破產的條件，因此，他們可以申請貸款重組。例如，屋主失業，無法承擔房貸，就可以委托律師和銀行談判。銀行聽到這樣的消息也很緊張，愿意談判。“他們可以把還款期限延長，利率降低，減輕屋主的壓力。”

　　傳統觀念需要改變

　　紐約華裔律師黃曉夫從事破產法律業務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他說，過去華人很少學破產法。他原來也不準備讀破產法，他有一位華人同學，其父是位律師，勸他的兒子讀破產法，他受同學的影響才讀破產法。“我第一次去破產法庭，法官感到很奇怪，并說華人都不破產，華裔律師為何從事破產業務。”

　　美國人很現實，如果有債無法償還，馬上申請破產，重新開始。“我在破產法庭看到美國人聽到自己的破產申請批準后，面露喜色。”許多華人不懂美國的破產法，經常吃虧上當。有人支付多年的債務后，實在無法承受，來到他的律師事務所。“他們這時已經筋疲力竭，應該當時就申請破產。”

　　黃曉夫仍然記得一個令他不能理解的案件。他曾經代一個華人打官司，法官判對方一名華人償還債務。結果那個華人輸了官司后就逃走了。“最后我們還是找到他，要求還債，因為法律可以往后追溯20年。”欠債人最后還債許多年。他不明白為何那名華人不申請破產。“中國人認為走為上策，實際上是下策。”

　　他說，現在中國是誰欠債誰最牛，美國也是一樣。銀行一聽說要申請破產，馬上愿意減價。“銀行的談判底線是50%，談得好的話可以更多。”只要一破產，什么都沒有了，這就是優勢。舊的法律對欠債人有利，常是一筆勾銷。新的法律一般要求5年內還完，降低25%，如果實在沒錢，也能免掉。

　　許多華人為了保持自己的信用，到處借錢還債，“這就像是船沉了，把親戚朋友一塊拉下水”。在美國他們申請破產后，再向親戚朋友借錢，可以東山再起。但是，許多華人都堅持很久，不問律師。“這就像看病找醫生、報稅找會計師一樣，打官司一定要找律師。”

　　申請破產制止討債

　　黃曉夫說，破產法的權力很大，“只要申請一遞進去，全部官司都要停止。”美國公司很會使用這個法律。但是，有的美國公司非常黑，利用這個法律詐騙中國公司，從中賺取暴利。

　　他舉例說，一家美國公司成立10家公司，從中國大陸進貨。它們一開始先付現金，獲得中國公司信任后，再付支票，結果支票跳票，然后，這些美國公司申請破產。有的中國公司找到紐約的一些華人律師，這些律師卻說“無法追究，只能自認倒霉”。他說，實際上他們可以去法庭提出反對，將案件打開。不久前，一家中資公司找到他，他對對方公司申請破產提出反對。“最后雙方和解，中方公司拿回600萬元。”

　　他說，很多華人做生意簽署的合同對自己沒有保護。例如，租用店面時，房東除了要求公司簽字外，還要求私人擔保，結果他們把自己套進去。破產是一項很復雜的法律事務。因此，如果遇到還債困難，應該咨詢律師，自己離破產還有多遠，是堅持到底，還是見好就收。

　　破產的時機選擇也不容易，是決定生存還是死亡的大事。但是，黃曉夫反對拖到筋疲力竭才申請破產。有的華人欠下很多債務，睡不著覺，老是想自殺。如果是這種情況，應該趕快申請破產。黃曉夫稱自己不是“喝第一口湯”的律師，許多華人都是在其它律師那里碰壁后，來到他的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