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挾持的法國民眾正在覺醒

　　正如中國記者所想，他們在電視臺的表現正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西方主流媒體的虛偽，越來越愿意接近中國事實的真相。他們發現，一些普通法國人對中國懷有敵意，主要是受蒙蔽不了解中國，而他們是可以改變的。

　　在看了曲星公使舌戰群“儒”辯論的電視節目后，一位17歲的法國小姑娘憤怒地指出：“他們那么多人圍攻一個人真可恥！更令人氣憤的是他們不讓那個中國大使館的人說話。他(指曲星)應該到人權法庭去告他們。”一位觀眾在看了這個節目后，來信指出：“這次法國電視二臺的節目，顯示了西方媒體的一個重大缺失：這就是職業道德和操守的缺失。對一個問題不了解和不理解不要緊，可以通過報道討論來澄清。但如此一面倒的傾向性，卻扼殺了事實的真相，誤導了公眾輿論。尤其是這樣的節目由法國重要的公營電視臺法蘭西二臺來播出，由大腕主持人阿萊特·莎伯主持，就更不一般。這樣的報道方式，很難說是民主國家應有的方式。在這次節目中，人們還嘲笑中國對媒體的管制，顯示法國媒體的自由，但這恰恰是個極大的諷刺：連對西藏問題不同的看法都不讓多說，哪里還有媒體的公正？無獨有偶，最近以來，凡是有關中國的、華人的報道，法國和西方媒體不公正的地方數不勝數：從中國制造的商品、食品質量問題、到中國人消費影響西方物價的說法，以及“中國留學生等于間諜”到“華人黑手黨”等等，期間的報道又有哪些是經得起事實和時間檢驗的？”

　　鄭若麟參加各大電視臺辯論后，他的電話與郵箱被一些熱情的不知名的法國觀眾打爆，手機一天要換幾次電池。在他與法國人權事務秘書拉瑪·亞德和綠黨國會議員諾埃爾·馬梅爾電視辯論后，一位網名為費尼毛爾的網友對法國媒體提出強烈質疑：“法國電視、廣播、報刊對這一事件的報道顯示出它們是受操縱的，建筑在謊言的基礎之上的。這場針對中國的仇恨宣傳是如此虛偽，證明它是非常精心策劃和組織的，這些人只字不提發生在西藏的真實情況，也不解釋西藏僧侶政權的真正目的……”隨后這位網友提供了所有他了解到的西方游客和“最后一位留在西藏的”英國《經濟學人》記者所寫的所有文章的鏈接，要讓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觀眾貝諾瓦·卡扎班在給鄭若麟的一封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必須糾正這一切，你出現在電視上使真相得以重現，同時也使一邊倒的輿論重新略為平衡，因為從這一事件開始至今，法國媒體就缺乏職業道德。”

　　在看了他4月7日晚的電視節目后，一位名叫克洛德·朗格雷的法國人發來電子郵件，談到他是如何看待那一天發生的事的：“4月7日是奧林匹克運動最為黑暗的一天。這些職業挑釁者和跪倒在他們腳下的媒體精心策劃并毫不受懲罰地干擾了圣火接力。”“請相信我，昨天這件事……遠不是如《解放報》等聲稱的是他們的一場勝利……因為只要仔細看一看就知道，在圣火經過的全程，并沒有十幾萬人，僅僅數以千計而已；更何況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前來支持圣火的人。他們手持五星紅旗或奧運五環旗，他們才是大多數(就像在市政府前那樣)。所以，反對2008北京奧運的人僅僅幾百人而已……”

　　董純在參加完《報亭》節目，指出了3月14日西藏事件的真相后，一位加拿大電視觀眾在給她的信中說：“我十分氣憤地看到，中國記者被阻止澄清(西方)公眾如何被操縱、誤導的事實。而這正是引起西方抗議浪潮的原因所在。主持人藉口他的節目不是政治論壇因而打斷發言。有人聲言，如果確有輿論操縱，最好的辦法是讓外國觀察家進入西藏。我們要問，那是什么‘觀察家’？是西方人民的真正代表呢，還是新聞販賣者？尚未了解真相便以先驗指控對方有罪的所謂記者能給公眾帶來什么客觀公正的消息呢？”“媒體要塞給我們的就是西方報刊天天吹噓‘中國沒有’的這樣一種‘言論自由’嗎？”

　　董純告訴記者，從1996年起，她就參與該臺電視辯論節目，這么多年鼓舞自己堅持走下來的，正是這些電視觀眾。她收到很多電話和信件，都是對她表示支持的。曾有一位臺灣觀眾給她寫信，表述他的興奮：“終于有中國人在法國的主流媒體上為我們中國說話了，講事實，我們為你鼓掌。”她好幾次走在路上，會有人突然對她說：“我看過你的節目，說得非常棒。”她覺得，我們要有耐心，把該說的話說出去，“潤物細無聲”。東方與西方的交往，相信通過對話能推動，用沖突的方法是解決不了的。

　　鄭若麟參加完法國有線電視四臺的“晨間新聞”節目剛回到家，就收到了網友雅克·貝拉格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我想告訴你，若麟先生，‘晨間新聞’記者，以及大多數法國媒體的看法并不是大多數法國人的意見。法國人對有人將奧運會挾為‘人質’非常驚愕！現在在法國時髦的正是貶低你們的人民，我認為這是有組織的，而且醞釀已久。但請你相信，大多數法國人并不支持這種行為，相反，我們祝愿奧運成功。這個世界并不十全十美，但我們拒絕由一小撮所謂的巴黎‘知識分子’來代替我們思想……”(黃冠杰）

[上一頁]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