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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里廣州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試點工作的53家企業中，到現在仍有20%的試點企業因種種原因躊躇不前。

　　主持人：

　　王教授你看，富士康所在地深圳，他的最低工資標準是900塊錢，但是到了富士康公司具體執行的過程中，他們把900塊錢這樣一個下限，變成了上限，為什么公司就敢于這么做，什么原因？

　　王錫鋅：

　　我覺得首先有一個市場客觀的原因。剛才我們短片里面看得比較清楚，盡管有很多人嫌這里工資很低，甚至出現了八連跳這樣的事件，但是短片里面另外一個鏡頭就是等著進來的人在排隊。換句話說，我們今天可能在一些地方，我指在一些地方可能還是存在，許多企業的老板，認為他是有一個所謂的勞動力的市場是有利于需方的，有利于資方。

　　主持人：

　　作為資方我不愁沒人來。

　　王錫鋅：

　　我不愁人。

　　主持人：

　　所以這個工資你愛來不來。

　　王錫鋅：

　　所以他有底氣。

　　主持人：

　　那這就說明一個問題，那我作為一個勞方，我怎么能夠在這種情況下，我是弱勢，我怎么可以說你給我900塊錢就不錯了，我還膽敢說跟你談，你跟我漲成一千，給我漲成一千二。

　　王錫鋅：

　　沒錯，但這個只是博弈的一個條件，如果說一個企業要開的話，那么無論如何他是需要工人的，如果在這里面的工人，大家能夠組織起來，只要你企業想運行，毫無疑問的，工人就可以獲得談判的這樣一種能力，議價的能力，我們剛才談到短片里面，工會主席講了一句話，我真的是心里很沉重。他講到這個，資方不能把工人當做會說話的機器。的確我可以說，有許多時候，工人在工廠里面可能連機器都不如，因為機器你還要維修，還要保養，我們現在有的地方工人出了職業病，碰到一個問題。

　　我還聯想到雇傭的傭，這個雇傭關系的傭，應該說我們要用別人來創造價值，但是要注意，那個傭里面有一個人字旁，首先要把他當做人來對待，那么這個人最重要的就是權利，我們法律上賦予了工人有這個權利。現在最關鍵的是，即便是在一個勞動力的需方市場上，但其實如果說我在企業內部有一套組織機制，讓這些員工能夠通過合法的行使權利的方式來捍衛權利，那么就不至于出現最低工資，本來用在保護勞動者最低底限權益的，反而成了他們最高工資。

　　主持人：

　　當勞資雙方能夠坐下來商談漲工資的這種可能性的時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工會，但是我們接下來不妨看一下，當工會履行自己的這個職責的時候，又會遇到什么樣的問題，我們的節目稍后繼續。

　　(播放短片)

　　謝建社(廣州市總工會調研員)：

　　我們的主題主要是想今天看看這些代表都來了，你說上次他們不讓工會，不讓主席見面，他們也是不對。

　　公司工人代表：

　　去打(社保)清單的時候，已經滿了12個月，打出來就少了10個月，才工作了一年，就少了10個月。

　　解說：

　　這是一場正待解決的糾紛，27名工人試圖維權被辭退。

　　公司工會負責人：

　　有這個過程。

　　記者：

　　你作為一個工會主席，您在這件事上發揮作用了嗎？

　　公司工會負責人：

　　因為當時我想聽他們的意見，他們沒有聽，就直接去找總經理了，當時我都不知道具體(情況)。

　　記者：

　　其實這個事情您是不知道的嗎？

　　公司工會負責人：

　　現在知道了，當時根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