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擴大中產的現實路徑

　　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所占比例如能達到37%或38%，基本符合富裕的小康社會的要求了，中國才能說是基本形成了中產階層

　　本刊記者/孫春艷

　　“你認為自己多久能成為中產？”

　　2009年12月，民意調研機構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對北京上海等十個城市1658名個人月收入在各地處于中等水平的居民調查顯示，受訪者期望自己成為中產的平均年限為5.85年，其中69.6%的人希望能在5年內實現自己的中產夢想。

　　5年時光，對一位二三十歲憧憬中產階層夢想的人，也許已到而立之年或不惑之年。而對于中國而言，面臨的正是“十二五規劃(2011年至2015年)”實施之年，經濟面臨深層次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由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轉為由消費驅動。

　　作為消費生力軍的中產階層，擴大其在整個社會中的比重，早在2002年底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已經首次提出。

　　“近年來，國家雖沒有專門針對中產階層發展的促進政策，但中國經濟近十年連續兩位數的高增長，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都在促進著這一階層的不斷擴大。”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控高”與“擴中”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研究員認為，中國已經基本具備了中產階層發展的條件和路徑。

　　“路徑之一是改革完善薪酬分配制度。”蘇海南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建國60年以來，國家進行了4次大的工資分配改革。以他個人為例，現在的月收入比20多年前的50多元提高了100多倍。改革開放30年來，職工的工資一直在持續增長。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9229元，是1978年的40.5倍，年均增長13.6%。

　　據蘇海南介紹，就機關事業單位而言，經過歷次工資改革，目前已經基本建立成型的工資分配制度。不斷加薪后的公務員隊伍中的一部分，以及事業單位中的相關技術人員，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中等收入者。

　　而企業高管人員較大范圍內實行了年薪制、股權激勵等中長期激勵制度，部分中層管理骨干也較大幅度提高了收入，這些人員進入中產甚至高收入者群體已經具備可能性。比如，2008年8月，萬科集團兌現200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5500萬股激勵股票將過戶給萬科的200多位管理高層人員，此次股權激勵一次造就了幾十位千萬富翁，200多位百萬富翁。這樣的例子在上市企業中不在少數。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中國的工資水平跟不上經濟發展速度。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業藍皮書《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顯示，1990～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對此說，“經濟增長的好處，政府取一塊，企業取一塊，而最后才是個人的。而個人利益的大部分又被少數富人拿走了。”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控高’(控制高層收入群體)、‘擴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與‘提低’(提高中低收入者)是不可分割的。”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同時據蘇海南介紹，自2007年起，發改委就奉國務院之命起草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因制度設計難度大，利益調整阻力大，已經幾經修改的草案至今沒有通過。

　　“方案應該就是卡在‘控高’問題上。” 楊宜勇表示。比如在央企高管薪酬到底高不高的問題上，就曾經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爭執不斷。在2009年2月美國奧巴馬政府對華爾街高管提出“限薪令”之后，中國政府對高收入者也有所行動。2009年4月，國家出臺金融企業高管“限薪令”；2009年9月1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六部門聯合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文件首次明確規定，國企高管基本年薪與上年度中央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相聯系”。

　　“控高”已經部分展開，“擴中”正在進行。據蘇海南介紹，目前“擴中”主要是指正在實施的事業單位績效工資制度以及其他有關措施。改革后，絕大多數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收入將有所提高，其中部分專業技術骨干的收入可望獲得較多增長。此外，還要在分配中對企業的關鍵重要崗位人員、高技能人才、專業技術等人員傾斜。

　　“不過，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力圖解決的主要矛盾還是‘提低’。農村人口加上城市的中低收入者，約占總人口的60%至70%。這個群體的初步小康問題不解決，談擴大中產階層比重還為時尚早。” 蘇海南表示。他透露，2010年中央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有望研究出臺，屆時會涉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內容，但重點還在“提低”上。

　　社會保障任重道遠

　　“中國中產不存在被消滅的問題，主要問題是在整個社會的比例太小了。”旅美學者薛涌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發達國家中產階層占到整個社會的60%以上，而中國中產階層只占到整個社會的13%左右。

　　而當中產階層的增長遭遇到高房價的時候，無論是中產自身還是整個社會，自然擔心這一階層的發展。2005年出版的《中國中產階層調查》主編、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曉虹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2004年我們研究中國的中產階層時，房價因素還沒有凸顯出來，現在已成為影響中產發展的重要因素。”

　　近日，商務部官員表示，預計2009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能達到12萬億元。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顧云昌在2009年藍籌地產評選峰會上表示，按照保守估計，今年全國一手房和二手房銷售總額很可能達到5.7萬億～6萬億元，也就是說中國居民近半花銷用在“買房”上。

　　然而在保增長的大主題下，2009年房地產市場由“小陽春”迅速轉變成全面上漲行情，同時新地王頻頻出現。12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啟動城市和國有工礦棚戶區改造工作。并綜合運用土地、金融、稅收等手段,加強和改善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勢頭。

　　在這之后，鼓勵普通消費者購房和限制投資性炒作的《關于調整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政策的通知》等多項政策先后出臺。但政策的效果如何，目前尚屬未知。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2010年國家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值得期待。另外，2009年曾一度放緩的經濟適用房、兩限房建設有望在2010年提速。2009年1月6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在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相關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曾表示，2009年將成為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的兩房制元年。但是在2009年房價強勢上漲的時候，卻少見保障房入市的身影。

　　除了影響中產壯大的房價因素以外，整個社會的保障體系建設也逐步完善，中產階層在醫療、子女入學等方面的后顧之憂有望緩解。

　　2009年4月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新醫改方案最終稿)正式公布，首次提出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到2011年，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全面覆蓋城鄉居民，切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未來三年國家投入8500億資金促進改革，今后三年將實現參保者異地就醫結算。

　　隨著醫療改革的推進，2009年年底前，北京1000萬名城鎮職工基本醫保、城鎮居民大病醫保的參保人員將領到形似身份證的“社會保障卡”。這張社保卡初期將行使醫保功能，今后將拓展到醫療衛生、社會救助等領域，成為市民的第二張“身份證”。目前，北京持醫保卡定點就醫增至94家醫院，實現持卡就醫，實時結算。

　　另外，限制中產階層壯大的戶籍制度有望破冰。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建立和形成的。它以常住人口為主，嚴格控制人口流動為基本原則，明確地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這使得城鎮外來人口無法享受到申請保障房、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福利。繼2009年2月底上海戶籍新政“居住證轉戶籍”對現有戶籍制度開了一個“小口”之后，北京正在進行暫住證改為居住證的調研；2009年12月初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

　　希望之燈就在前方，但腳下之路依然漫長。

　　“其實嚴格來說，中國至今沒有形成中等收入階層的雛形。”楊宜勇表示。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蘇海南表示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所占比例如達到37%或38%，基本符合富裕的小康社會的要求以及這一群體大體形成比較成型的價值觀后，中國才能說是基本形成中產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