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訓練，得從娃娃開始”

　　盡管有一套嚴密的制度和規則，但有時企業家們還會不知不覺越過界線。

　　比如，執行理事們時常給秘書長直接打電話，提出意見，要求遵照執行。有時候，兩個執行理事的意見恰好相反。有一度，秘書處疲于應付。

　　“權利表達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楊鵬很久以來為此困惑。現在他的做法是，委婉地提出：你的意見我只能當作建議，不能當作指示，按章程，只有執行理事會集體的決議對我才是至高無上的。

　　在第一任秘書長卸任后，新任會長王石遲遲提不出新的人選，幾名執行理事一次討論到底誰合適，商議是否醞釀個名單出來。這個好心的提議立刻遭到王維嘉的反對：“按照章程你們不應該討論這個，因為你們沒有提名權，你們討論出一個名單來算什么？”一場可能造成誤會甚至分裂的事件因此被阻止。

　　“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是幾年里一點點磨出來的。”楊鵬說。

　　他發現，由于“辯論、選舉、表決，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沒有相應的訓練”，所以，幾年來，企業家們一直都在學習這些基礎常識，甚至包括怎樣開會。

　　以前開會，經常有人隨意打斷別人發言，說著說著就跑題了。有時，兩人爭吵，其他人就一旁聽著。有一次，一位香港企業家忍不住抗議：哪有這樣開會的？應該先要有動議，再有人附議，然后表決啊。

　　“動議”這個詞語，盡管據《羅伯特議事規則》第10版譯者袁天鵬考證，孫中山早在上個世紀初就引進了，但協會內的大陸企業家們起先大多對這個概念很陌生。

　　2008年，楊鵬找到袁天鵬，與他簽定合同，請他為協會專門制定一套《SEE議事規則》。“這大概是國內第一份單純為了制定一套議事規則而簽署的合同。”袁天鵬說。

　　最后磨出了43條條款，詳細規定了發言、辯論、動議、表決、選舉、會議議程等規則。“真正的決策民主，只能靠不打斷、不跑題、正反方輪流發言等等細碎的規則來實現。”這位議事專家強調。而這些“細枝末節”的背后，才有“議事的效率，以及議事程序的正義性”。

　　2008年12月底，這部《規則》在執行理事會上通過，正式成為協會第四版章程附件。在這次會議上，大家開始運用這套規則議事。

　　會長王石穿著一雙左腳裂開一道口子的棕黃色皮鞋，走上講臺充當會議主持人。要發言需要舉手申請，發言不得超過3分鐘，時間一到，王石就敲響手中的槌子。

　　當秘書處提交的項目預算遭到質疑時，王石忍不住想發表意見。但按規則，主持人不能就討論內容發表看法，于是王石只能將主持權力暫時移交給別人。要知道，只有在一個動議討論表決結束之后，他才能收回授權。

　　盡管有爭論，有異議，但大家有序按照“動議——附議——表決”的流程進行。據協會NGO合作部主任郭霞估計，這次會議至少比以往節約了兩個小時。

　　“現在我們開會基本不怎么吵，大家都按章程來。”王維嘉說。每次開會，秘書處必然帶著一本章程，以供參會者隨時查閱。

　　幾年下來，楊鵬頗有感慨：“中國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經濟如何可持續發展；二是公共領域如何更加民主法治，都是一個漸變過程。平等的人在一起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是需要訓練的。而這種訓練，真的應該當成現階段非常重要的任務，得從娃娃開始。”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主攻非營利組織管理研究的副教授田凱，在今年研究過SEE協會的整套治理結構后，感到“非常詫異”。

　　“中國竟然產生了這么一個組織”，他說，“我以前覺得這樣的治理結構應該是比較大型的國際組織才會有的。”

　　這個令他“印象深刻”的組織，即將在今天迎來第二次換屆選舉。兩年前的第一次換屆選舉上，他們發表競選演說，拉起布簾設立秘密寫票間。大陸企業家們“傻乎乎”地看著臺灣企業家拜票、拉票，甚至一位臺灣企業家還請出太太高歌一曲，為自己助選。而這一次，“我們估計也會有故事。”一位大陸企業家預言。

　　5年來，企業家們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據張樹新觀察，王石最初來開會時的表情，跟后來都不一樣。這位強勢的企業家自己就曾多次說過，在他原先的詞典里就沒有“妥協”這個詞，但現在他學會了妥協。

　　而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則變得認真了。“他唯一不講黃色笑話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這里的會場上。”張樹新笑道。

　　至于她自己，5年來的感慨是：“把公共精神，真的轉化為公共組織，然后形成公共能力，最后對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起到該起的作用，我覺得我們就沒白做這件事。” （記者 包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