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具體規則上大家一樣缺乏訓練”

　　但這并不意味著就沒有爭吵了。

　　協會的工作人員們說：“企業家們吵得太兇了。”外界不時也有傳聞：SEE開會總“打起來”。

　　“因為沒有人是為自己的利益，所以可以理直氣壯、表里如一地爭起來。為了個人利益的話，還要技巧一下，現在大家可以很直白。”韓家寰說。

　　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許正如云南紅酒業公司董事長武克鋼所言：“大家都一年交10萬塊錢，你又不比我多交一分錢，憑什么你說的就是真理，我就得聽著？”

　　“我們這些人都太有決策能力，每一個人要說服另外一個人都比較難。”這是張樹新的觀察，“因為在企業里大多是一把手，他的話就是句號了。”

　　然而在這里，誰說了都不算，即便是會長。第一任會長劉曉光說，有時候開會，他只能苦笑，對這個意見說行，對那個意見說好。第二任會長王石的感受是，“會長首先是個受氣包”。

　　這里開會從不擺主席臺，座位不分主次。會長跟所有理事一樣，不領薪酬。來參加會議，協會沒有專門為他配備專車，餐費實行AA制，進會場隨便找個地方坐。理事名錄里，會長副會長執行理事們一律與普通理事同等待遇，按姓氏字母排序。

　　“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現任秘書長楊鵬說。

　　然而當這些平等而強勢的個體集合到一起時，卻發現，盡管他們在5年前就在理念上達成了要民主參與、民主管理的共識，但具體到如何運用民主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組織的公益目標時，他們都是新手。

　　“中國人對縱向關系比較熟悉，知道怎樣對上，如何對下，卻對橫向關系比較陌生。”楊利川說。而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正是橫向的合作與協商。

　　在這個群體里，雖然“海歸派”看起來要比“本土派”更有民主程序的意識，但王維嘉承認，“其實在具體規則上大家一樣缺乏訓練”。

　　規則是一點點“磕”出來的。

　　協會最初的章程里并未寫明執行理事選舉是差額還是等額，但顯然，等額的選舉辦法在成立大會那天晚上即遭到“攻擊”，差額選舉此后被明確寫進章程。

　　章程里起先規定會長可以連選連任，結果遭到反對，章程便改為：會長不可兩屆連任，但可隔屆參選。

　　劉曉光作完工作報告，會議主持人提議鼓掌通過。當時的副會長王石馬上提出異議：“沒有提意見并不表示同意，應該表決通過。舉手表決已經比較落后了，鼓掌就更落后了，這就像人民公社了。”

　　劉曉光會長任職快期滿時，“老領導要退休了嘛”，有理事提議推舉他當名譽會長。結果，另一位理事一下“急了”，直接就安排要見劉曉光，直指這樣有害于協會的基本價值建設。而劉曉光也在卸任時主動表示不當名譽會長。

　　2006年的年度理事大會，劉曉光將執行理事們前一天已經決策通過的下年度項目和預算，向“最高權力機構”理事大會匯報。結果坐在下面的武克鋼一下跳了出來，說：“不對啊，顯然程序反了。”

　　會長解釋說：“程序不能改了，因為章程就這么定的。”

　　底下有人竊笑：“會長定調了。”但武克鋼徑直走到講臺前，抓過話筒說：“不行不行，我們后面已經形成‘反對黨’了……”

　　于是，一次大幅度的章程修改被正式提上日程。

　　建設這個組織的DNA

　　王維嘉被責成帶隊，負責提出修改動議，再提交“最高權力機構”表決。這是一次對原有章程的大規模梳理。

　　王維嘉堅持的原則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主要是傾聽大家的聲音”。為此，他跟北京地區的理事座談，然后自掏腰包，專門跑了深圳、昆明、上海等片區開溝通會，最后總結整理。又把原有章程里那些明顯違反邏輯、定義混淆不清的地方，一一梳理清楚，同時還要兼顧規則的嚴密性與效率的均衡性，因為“我們不能像美國議會那樣為一件事兒吵上兩三個月”。

　　“我是一個編程序的工程師，絕對不會讓程序走到一個死角出不來。”這位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說。

　　這已經是該協會的第三版章程：從第一版的13章65條，到第二版的14章71條，直至這個版本的19章108條。協會甚至專門成立了獨立的章程委員會，只對理事大會負責，并專章寫入章程。

　　“我們的章程永遠是開放的，”秘書長楊鵬說，“先想辦法來解決遇到的問題，然后覺得應該變成章程的一部分，就寫入章程，把好的辦法變成制度傳統。”

　　而這樣的制度建設被王石稱為是建設這個組織的“DNA遺傳基因”。

　　根據協會的這部“根本大法”，會長幾乎沒有什么權力。會長可以定期召集執行理事會，決定時間、地點和議題，但沒有任何決策權，只有一票。會長可以提名秘書長名單，但必須經執行理事會表決。總共有三個環節決定財務總監人選，會長只是其中一環。

　　更多的時候，會長得多盡些義務。比如協會與國際大自然保護協會談合作，秘書處告訴王石，要是會長參加能起到推動作用。王石就明白了：“不是說要我去談什么，只是需要我坐在那兒。于是，那天我就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上午。”

　　而且，會長還得面臨被監事會彈劾的危險。楊鵬說，自從任志強當選第二任監事長，“搞得現在當會長都很緊張，我也很緊張，開會之前他都會找人來查賬。”

　　任志強前后共3次競選監事，第一次選舉大會和后來的一次監事增補都沒選上，直到第三次。那是2007年的換屆選舉，他鍥而不舍地發表了競選演說：“我參加了15個基金會，有6個是副會長，大部分是常務理事，只有一個連監事都選不上。”

　　到目前為止，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是他所有捐款的19個基金里面捐款額最低的，但是花費時間最長的。

　　“每次會上我們都會提出大量的反對意見，他們很怕我們提出問題，現在他們基本上都是受到批評，還沒有受到過表揚。”這個據說連上廁所都擰著眉頭、被會長王石稱作“大炮筒子”的人說，“我們監事會嚴守一條線：絕不干涉執行理事會決策。我們的監督主要集中在財務制度和決策程序，以使他們的做法符合章程。”

　　這位監事長還不時告誡秘書長楊鵬：“一切公共事務都要建立在你們的恐懼之上，你們才不會以權謀私。”

　　幾乎每次開會，監事會都能找出問題。以至于秘書處現在學乖了，在監事會派人來查之前，他們自己先自查一遍甚至數遍。但仍有被抓個正著的時候。楊鵬記得最嚴重的一次，是執行理事會已經批準將一筆500萬元的閑置資金拿去做短期投資，秘書處又將另一筆800萬元的閑置資金也拿去做了短期投資。盡管很快收回并且有盈利，但還是在會上“被批得灰頭土臉”，會長王石也為此作了檢討。

　　后來秘書處的工作人員討論要不要將這段記錄公開，楊鵬說，當然要上網。在這個組織里，會議記錄、各種資料、審計報告以及財務報表，都被要求公布在網上，供會員和公眾監督。

　　財務預算管理制度極大地限制了秘書長的權力。預算編制和審批是協會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環節之一。楊鵬說，一旦年度預算經“最高權力機構”通過，“就成了法律”。秘書處把一年的預算大幅張貼在辦公室最顯眼的地方，遵照執行，即便是有決策權的執行理事會也只有20%的調整幅度。

　　協會最初只有一位兼職財務人員，現在則既有對秘書長負責的財務經理，也有對會長和監事長負責的財務總監。財務總監定期向上匯報，“報什么可不經過我。”楊鵬說。

　　這位秘書長有時為聯絡感情想請部下吃頓飯，得自掏腰包。他向協會報銷的發票，得注明時間、用途，還得寫上聯系人電話，以備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