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或是19歲當市長，本來不是一個問題，如果當選的是韓愈或晏殊，人們一點都不會驚詫。

　　要論過去千年中最受羨慕的文人，那是非晏殊莫屬。晏殊被人艷羨，不是因為文學(xué)成就，而是由于仕途順利。論文學(xué)成就，唐宋時期的作家群星璀璨，晏殊只能算是二流作家，但其仕途的順利千年來難有其匹。晏殊小時候是神童，7歲能文，14歲時與千余名考進士的人一起應(yīng)試，神色自如，援筆立成，皇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此后仕途順利，53歲時居相位，人稱太平宰相，過著“一曲新詞酒一杯”的愜意生活。

　　與晏殊相比，中國歷代文人仕途能如此順利的微乎其人。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韓愈為例，他20歲開始參加進士考試，三次均告失敗，第四次才成功。之后，為了取得做官的資格，又在吏部組織的考試中連連敗北，三次成績都不理想。為了謀求任職，三次上書宰相，沒有任何結(jié)果。到了29歲時，才跟隨出任節(jié)度使的原宰相董晉做一個幕僚，4年后才回到京師出任正七品的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

　　韓愈是歷史上的大才，為了獲得做官的機會歷盡艱辛。但如果把他的經(jīng)歷放到整個唐代歷史上看，他其實還算順利。以考進士為例，唐代有個說法，叫做“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其意思是，熟悉儒家經(jīng)典的明經(jīng)科容易考，如果你30歲才考上，那已經(jīng)算“老”了；而考作詩寫賦的進士科很難，50歲考上還算是“少”的。韓愈的朋友孟郊就考了很多次，46歲才中進士。還有很多人考N次都沒考上，只好斷了再考的念頭，如詩人羅隱，考了10次而不成功，無奈作罷。

　　從中國歷史上看，盡管科舉之途非常艱辛，但很少看到否定這一制度的言論。科舉制度在明清時代走向約束知識階層思想的一面，那不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在應(yīng)試內(nèi)容的指導(dǎo)思想上出了偏差。中國有確切歷史記載的進士考試始于公元622年，到1905年被取消，沿襲了1283年。中國古代的官員選拔制度存在三種形式：世襲制、薦舉制和科舉制。先秦時代的世襲制因不能適應(yīng)時代要求被揚棄。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實行的薦舉制，因推薦不能出以公心，出現(xiàn)“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濫舉情況，薦舉權(quán)被壟斷還出現(xiàn)勢族(世族、士族)勢力而加重了社會不公，最終被淘汰。只有科舉制，隋唐以后得到不斷健全和沿承。科舉制在千余年的歷史中被整個社會認可，關(guān)鍵之點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注重程序的、平等的競爭機會。有了科舉制，一個人，不靠背景，不需出賣人格，而只需靠制度提供的機會，就能實現(xiàn)個人價值，及效力國家、服務(wù)百姓的理想。

　　在科舉制的精神和內(nèi)核之中，年齡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明確的、注重程序的、平等的競爭機會。韓愈25歲就中了進士，唐代的進士考試每年舉行一次，每次考上的不過30人左右，其難度要比現(xiàn)在北大、清華的碩士、博士入學(xué)考試大得多。而以韓愈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為和影響力而論，其優(yōu)秀的德行和出色的才華也沒有人會懷疑，但是韓愈在29歲時還是沒有獲得理想的職位，原因只是在于當時的官員選拔和任命是制度化的。韓愈雖然不順利，但他自己和別人都沒有懷疑這套制度的公平性。

　　官員選拔的關(guān)鍵，是有沒有一個不看年齡，而僅看才華和品行的制度化的選拔機制。存在這樣的機制，出現(xiàn)29歲的市長人們不會驚詫，像韓愈那樣，29歲時學(xué)識和閱歷已經(jīng)很豐富了；即使出現(xiàn)19歲的市長也不會驚詫，像晏殊那樣，14歲就是進士了，他們的德行和才華有目共睹，任命也符合制度化要求。

　　因此，人們真正關(guān)心的，是29歲當市長，究竟是出于競爭機會平等的制度，還是僅僅是無法復(fù)制的特例？人們還會問：比之更優(yōu)秀的29歲年輕人大有人在，為什么他們不能被選為市長？能不能給更多更優(yōu)秀的29歲年輕人當市長的機會，能不能使人才選拔機制更加完善？其關(guān)鍵，還是在于是否存在一個明確的、注重程序的、競爭機會平等的制度。（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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