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歷史沒有另一種可能

　　如果沒有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周恩來會是“克什米爾公主號”的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國的外交史，也許會是另外一個版本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 中午時分，周恩來緊張地踱著步子，直到“克什米爾公主號”按時起飛的消息傳來，這才松了一口氣。

　　下午6時30分，卻傳來了這樣的噩耗：飛機在北婆羅洲沙撈越海面上空發出三次求救信號后墜入大海，機上11位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記者全部遇難。

　　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起54年前的這一幕，仍覺驚心動魄。如果沒有緬甸總理烏努的邀請，周恩來會是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國的外交史，或許將是另外一個版本。

　　成元功：不敢想另一種可能

　　拐進北京皇城根北街，世界一下子安靜下來，這條街上的一座老房子里，住著周恩來曾經的衛士長成元功和家人。

　　84歲的成元功耳朵已經聽不清楚，唯獨對老伴焦紀壬的聲音保持著敏感。1955年4月跟隨周恩來赴萬隆會議時，他們正在戀愛。

　　“萬隆會議前后，我一直跟在周恩來的身邊，寸步不離。‘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我算是經歷了一半。”成元功說。

　　他所說的一半，并不是時間上，而是指路線上，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在臨行前兵分兩路，他跟隨的是周恩來一行——另一分隊便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的11人。

　　“要不是緬甸總理烏努想在會議之前和周總理會晤，后果不堪設想……”即使是今天，這另一種可能性還是讓他后怕。

　　當年3月份，中南海就已經為萬隆之行開始了緊張的籌備，路線是重點，后來總理因突發闌尾炎進行緊急手術，使代表團關于陸路還是飛機的問題有了定論——為減少旅途顛簸，只能乘坐飛機——當時中國尚未開通國際航線，便租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

　　作為衛士長的成元功很擔心，早在3月初，便有可靠情報遞送到總理手中：臺灣的敵對勢力已有針對萬隆的暗殺計劃。甚至有人勸中國放棄此次參會。“萬隆會議將是中國在國際上的一次試音，周恩來是不可能放棄的。”成的手微微顫抖。

　　巧合的是，緬甸總理烏努發出邀請，希望周恩來能提前經昆明赴仰光“休養”兩天，一起商議萬隆會議的提案。于是，代表團做出兵分兩路的決定：周恩來、陳毅帶隊從北京出發赴昆明，等待緬甸方面的專機；另一路人馬則按原計劃從香港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赴雅加達。

　　4月7日，北京西郊機場，周恩來剛剛準備離開候機室，更詳細的情報來了，“蔣介石要炸‘克什米爾公主號’！”

　　在周恩來的叮囑下，這紙情報很快轉到外交部。與印航與香港方面再三交涉后，對方的回應是：應該沒問題。但還是增加了安全措施。

　　“但是，情報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提起這場變故，成元功滿腹遺憾。

　　4月11日中午，是中國代表團11人在香港啟德機場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離開的時間。這天，身在昆明、數次要求港英當局嚴防蔣特破壞的周恩來坐立不安——每隔幾分鐘就要看一下表。12點30分到了！他在會客廳踱起步來。陳毅大口抽著煙，“莫急，莫急噢。”

　　1點鐘，外交部來電：“克什米爾公主號”于12點15分準時起飛，一切正常。周、陳這才松了一口氣。

　　幾個小時后，情勢急轉直下，“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由香港起飛三四個小時后和導航臺中斷了聯系。

　　先是莫斯科傳來消息說客機中途爆炸墜毀在南中國海。不久，幾家外國通訊社報道了這個消息。而臺蔣電臺早已播發了“周恩來座機墜毀”的新聞。

　　當時，殉難者名單還沒有拿到，“大家又是擔心又是悲痛，聚集在總理屋里，徹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討論總理該不該放棄萬隆會議。但是，總理很堅持。”

　　成元功記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來回到自己屋里，讀完鄧穎超的來信，寫下了那封著名的“昆明回信”。

　　錢嗣杰：被眷顧的幸存者

　　今年清明，錢嗣杰如常來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這里埋葬著他曾經的戰友、兄弟、同事、還有領導。在一塊刻有周恩來親筆題寫“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字樣的紀念碑前,他長久佇立，碑的背面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離開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簡歷，錢嗣杰不用看，就能默誦出這些在夢里叫了千萬遍的名字：沈建圖、黃作梅、李平……

　　“有時候回頭看看，我就想，這50年是多活出來的。”54年前，身為新華社萬隆會議特派報道組中兩個幸存者之一，錢嗣杰的生命陰差陽錯地得到了眷顧。

　　飛機在中國南海上空爆炸時，27歲、告別新婚妻子、第一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的錢嗣杰正身在雅加達一家旅館里，緊張地等待著自己的同事與領導抵達。

　　此前，他和報務員劉茂儉帶著長長一列清單，被先行派到香港采購報道設備。東西還沒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做了一個決定：外交部兩位信使從香港乘船前往萬隆，隨身攜帶很多重要東西，為了安全，讓錢嗣杰與劉茂儉兩個小伙子陪同前往，器材則由自己來負責購買帶上飛機。“當時我們兩個一肚子不樂意，只能搭船走了。”

　　就這樣，在海上漂了7天7夜后，錢嗣杰到了雅加達。“知道11號大部隊要來，我一大早起來，激動得坐立不安。”

　　房間里的無線電開著，消磨著時間，“突然有消息說中國代表團飛機爆炸……”錢嗣杰沒有再說下去，那一刻的記憶于他而言，其痛苦并未隨歲月消減。

　　出發前，又是戰友又是同事的李平拍著他的肩膀說：“小錢，別擔心，晚上我幫你整理照片。”

　　在錢嗣杰的腦海里，那些曾經年輕的臉龐依然年輕，“那會兒，沈建圖的妻子已經懷孕9個月，他是印尼歸國的才子，亮閃閃的眼睛，英語比漢語說得好；黃作梅也是才子，做事有點馬虎……”

　　除了振作起來，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替他們完成未了的心愿。”萬隆會議上，錢嗣杰5天5夜沒有睡覺。

　　中國閃耀萬隆

　　4月16日晚6時，周恩來出現在雅加達機場。

　　“里三層、外三層的人，保衛森嚴，我沒法拍照，急啊。”聰明的錢嗣杰還是找到了一只大桶，跳上去，拍下一張周恩來抵達雅加達的照片。

　　萬隆會議上，周恩來成為最繁忙的人。有這樣一組數據：會議7天，他參加會議16次，會客約談10次，宴會活動15次，睡眠不超過13個小時……

　　這樣超負荷的運轉換來的是中國政府在萬隆的成功。“會議之前，僅有6個國家與中國建交，會議后，第三世界國家紛紛伸出友誼之手。多年后，這些兄弟國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成元功說。

　　有后人這樣評價萬隆會議的意義：亞非國家萬隆會議，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沒有西方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會議產生的萬隆精神和國際關系十項原則是建立新型國際關系的指針。萬隆會議作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國際政治事件而永載史冊。

　　而“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猶如一道傷疤，深深地烙在新中國外交人的記憶里，隱隱作痛，但是，也輸送著力量。

　　那時候

　　一個重大的國際政治陰謀

　　(1955年4月13日《人民日報》頭版社論)

　　我國參加亞非會議的代表團工作人員和中外記者所乘飛機，于11日中午起飛不久后爆炸墜海。這絕不是通常的飛行失事，而是美國和蔣匪特務事先經過周密布置的有計劃的謀殺。他們正在進行著一個重大的國際政治陰謀，企圖殺害我國以周恩來總理為首參加亞非會議的代表團人員，以此來加劇國際緊張局勢，破壞亞非會議。中國人民對于美蔣特務的罪行，表示無比的憤慨。

　　早在這一事件發生前，我國有關方面即已獲悉：匿居在香港的美蔣特務，蓄意對我國代表團人員進行暗害。我國政府曾及時地通知在北京的英國政府代辦和香港英國當局采取有效措施。但美國指使下的蔣匪特務仍然按原定計劃進行罪惡活動，終于造成了這一為國際法準則和國際道義所不容的嚴重事件。

　　大家知道，亞非會議的目的，是要促進亞非各國之間的親善和合作，探討它們相互間的和共同的利益。美帝國主義把這樣一個有助于維護亞非地區和平、促進亞非國家友好合作的會議，看成為對它進行擴張和準備侵略戰爭的莫大障礙。美國國務院不但竭力歪曲這個會議的目的，縮小這個會議的影響，而且利用各種途徑和手段來破壞這個會議，阻撓這個會議的召開。美帝國主義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亞非會議，尤其感到惱怒和不安。它害怕許多亞非國家通過亞非會議的廣泛接觸，會增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了解和友誼，并積極反對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行為和準備戰爭的政策。這說明美帝國主義為什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亞非會議的行動要進行無恥的污蔑和挑撥，為什么要伙同蔣匪幫特務對我國代表團人員組織卑劣的謀害。

　　亞非國家和人民應該提高警惕，對蔣的破壞活動予以堅決的回擊。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決心為爭取亞非會議的順利召開，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而斗爭到底，代表團已經得到全中國六億人民全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