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

　　毛澤東首訪蘇聯：中蘇同盟的起點

　　毛澤東親自為斯大林選好了足有兩車皮的壽禮——一車江西蜜橘和一車山東大蔥，這也是中外外交史上少有的“國禮”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于冬發自北京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將訪問莫斯科的消息不脛而走，整個蘇聯為之轟動。

　　維爾什寧，這位衛國戰爭時期的殲擊機飛行員，決定“把自己關在屋子里，一定要寫出一首謳歌社會主義中國的歌曲”。《莫斯科-北京》經瓦·穆拉杰里譜曲后立即紅遍中蘇大地。

　　毛澤東聽到這首歌后，當即決定要親自見一見歌詞作者。然而，維爾什寧因他人誣告，被劃為“蘇維埃政權的異己分子”。由于受到毛澤東的關切，指控被撤銷，他很快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助理，這是當時中蘇特殊兄弟關系的寫照。后來，中蘇關系惡化，這首歌沒人敢唱了，維爾什寧失去了所有耀眼的頭銜，貧困潦倒地死在雪地里。

　　一個人的榮辱浮沉，卻見證了曲折的中蘇關系史。“蘇聯和中國永久是兄弟，這兩大民族永遠團結緊……”時至今日，這首《莫斯科-北京》仍是俄羅斯之聲廣播電臺漢語廣播的片頭曲。

　　毛澤東訪蘇曾兩次被拒

　　毛澤東赴莫斯科訪問社會主義“老大哥”其實籌劃已久。中國外交部最近解密的檔案顯示，早在1947年3月21日，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俘虜了不少共產黨的干部，斯大林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安全表示擔憂，他急電毛澤東，表示可以派專機接毛澤東等人赴蘇聯暫避。

　　出國避難，這是毛澤東所不愿的，但是到蘇聯去訪問倒是可以考慮。毛澤東通過當時蘇方聯絡員阿洛夫醫生致電斯大林，提出了訪問莫斯科的明確要求。6月15日，斯大林復電表示同意：“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認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風聲。如果毛澤東認為需要這樣做，那么我們覺得最好是取道哈爾濱。需要的話，我們將派飛機去接。”

　　但兩個星期后，斯大林卻來電稱“鑒于即將舉行的戰役，毛澤東若離開，會對戰事發生不良影響，我們認為暫時推遲毛澤東出行為宜”。斯大林建議毛澤東推遲訪蘇的理由是，毛澤東離開中國對革命不利。

　　1948年春天，中央已經轉移到達河北境內，而陜北的局勢已定，延安又回到了黨的懷抱。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毛澤東訪蘇的心情變得迫切起來。4月26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我決定提前到蘇聯，擬5月初從河北石家莊北100公里處阜平出發，在軍隊掩護下過平張鐵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達哈爾濱。然后從哈爾濱到貴國……我將就政治、軍事和其他重要問題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商量和請教。”

　　4月29日，斯大林回電原則同意毛澤東訪蘇。5月10日，斯大林卻再次出爾反爾，以安全為由拒絕了毛澤東訪蘇的要求。后來才得知，斯大林不歡迎毛澤東在這個時候訪問莫斯科，是怕得罪美、英，擔心中共與蘇共關系太密切會授人以柄。而且，共產國際中已經出了一個獨立性比較強的鐵托，無疑，毛澤東也是一位個性極強的人。

　　大蔥成了見面禮

　　美國作家羅斯·特里爾在《毛澤東傳》里描述毛澤東訪蘇要求被拒的歷史時，稱“中蘇雙方從開始就充滿了不信任，充滿了怨氣”，這也為此后幾十年來跌宕起伏的中蘇關系埋下了伏筆。

　　外交部編號為109-00003-02的解密檔案顯示，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終于如約抵達莫斯科。5天后，是斯大林70大壽，這也是毛澤東此行的重要議程之一。毛澤東親自為斯大林選好了足有兩車皮的壽禮——一車江西蜜橘和一車山東大蔥，這也是中外外交史上少有的“國禮”。送蜜橘很好理解，但大蔥就匪夷所思了，這個問題，困惑了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閻明復很多年。

　　2006年1月，閻明復透露，他終于找到了答案：毛澤東訪蘇時的特殊國禮源于一個笑話，山東人打架的時候，給他們一根大蔥，他們就歇手。“共產國際時代蘇聯做了很多工作幫助我們，但在斯大林時代也做了很多對中國革命不利的事情。雙方之間，用毛澤東的話來講，就是總有一肚子氣。毛澤東是想用大蔥這個方式來消氣了”。

　　毛澤東在送斯大林大蔥“消氣”的同時，卻也難以掩飾自己的“氣”。警衛員李家驥向毛澤東請示飲食問題時，毛澤東很生氣地說：“你給我記住，要準備活魚。如果拿的是死魚來，你就把它撇回去。”李家驥非常困惑：為什么主席突然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在國內從不挑食，有時候還會吃剩飯，今天怎么了？

　　直到1999年春，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的夫人韓桂馨才揭開了這個謎團。1949年1月31日，以米高揚為首的蘇聯代表團秘密來中國訪問，當時，解放區物資匱乏，即使中央機關也沒有更多的美酒美食，只能用自己養的豬、雞，還有滹沱河里的魚來招待蘇聯客人。正在用餐的時候，米高揚卻質問：“這個魚是活的嗎？”毛澤東后來在莫斯科“要求吃活魚”，無疑是對米高揚的回敬。

　　“一邊倒”走向勝利

　　拋開這些充滿先兆的瑣事，真正載入史冊的是中蘇結盟關系的確立。建國之初，簽訂中蘇同盟條約和化解中蘇在遠東地區的利益沖突，是毛澤東出訪蘇聯的根本使命，此行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建立了中蘇同盟，新中國“一邊倒”政策走向勝利。

　　1950年2月14日，作為毛澤東這次出訪商談的成果，中蘇雙方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這一系列國際文件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也為新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開啟了大門。而對于斯大林來說，這意味著蘇聯在戰后通過雅爾塔協定和中蘇條約實現了遠東戰略目標——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當然這也為后來中蘇關系的惡化留下了口實。

　　回首這段往事，毛澤東當年的翻譯師哲對香港鳳凰衛視表示，通過此番接觸，毛澤東對斯大林也有了最直觀的認識：“斯大林這個人，開頭很不贊成，到后頭我們堅持兩次，最后他贊成了。可見一個人有缺點的時候，就是斯大林這樣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變的。”

　　那時候

　　中蘇兩大國合作的新紀元

　　(1950年2月15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

　　(新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中蘇兩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之間締結條約與協定的公告。

　　最近時期內，在莫斯科，一方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與政務院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另一方面由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元帥與蘇聯外交部維辛斯基部長舉行了談判，在談判期間，曾經討論了中華人民共各國與蘇聯雙方有關的重要的政治與經濟問題。

　　談判是在懇切與友好的互相諒解的氣氛之中進行的，并確定了雙方愿意多方鞏固和發展他們之間的友好與合作關系，同樣確定了他們為保證普遍和平與各國人民的安全而合作的愿望。

　　談判業經于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宮簽訂下列文件而告結束：(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二)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根據此協定，在對日和約締結后，中國長春鐵路將移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所有，而蘇聯軍隊則將自旅順口撤退；(三)關于蘇聯政府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長期經濟貸款作為償付自蘇聯購買工業與鐵路的機器設備的協定。

　　上述條約與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由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簽字，蘇聯方面由維辛斯基外長簽字。

　　由于簽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與維辛斯基外長互換照會，聲明1945年8月14日中蘇間所締結之相當的條約與協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樣，雙方政府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與其建立外交關系而獲得了充分保證。同時，維辛斯基外長與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對蘇聯政府將蘇聯經濟機關在東北至日本所有者手中所獲得之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決定，以及蘇聯政府將過去北京兵營的全部房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亦互換了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