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的“潘多拉盒子”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長安街東方君悅大酒店，美國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舉辦了盛大的招待會，歡送已經在中國工作9年、即將離開中國的首席代表華安德(AndrewWatson)。有媒體在報道中對此評價說，“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和公益界求‘錢’若渴的時代，這是他連續9年連任三屆‘首席代表’的必然結果。”

　　一位參加了這次活動的國內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在采訪中向《瞭望》新聞周刊回憶說，整個招待會大概邀請了4 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于中國各重要部門，也有科研、教學和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同時他們過去也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參加者人數如此之多、層次如此之高、學科范圍如此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讓這位經常參加高規格會議的人士震撼的是，據說，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20年，花費了大概 4億美元，“也就是說，僅用4億美元就獲得了對中國學術界如此規模的影響力。”在他看來，中國現在每年在貿易上有數千億美元的順差，但在學術和政策影響方面則存在著巨大的逆差，“對此我們得好好算算賬，這對整個中國未來的發展，包括智庫的觀點、影響力，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太重視看得見、有形的、物質的東西了。”

　　對此，中國現代國際關系學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也深有感懷。他從體制上為《瞭望》新聞周刊分析了中國智庫發展面對的社會局面，“過去30年來，中國智庫大部分依然是官方和半官方的事業單位研究機構，遭遇到的最大的現實就是事業單位改革的影響。這個過程中，受過去國家財力薄弱和側重于物質建設的政策環境，不論是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還是大學研究機構，都出現了管理混亂和經費困難的問題。”

　　“其中，最令人尷尬的就是經費。由于一個時期相對忽視社會科學研究的財政投入，加上財力不足，許多單位不得不在市場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在江涌看來，接受和尋找外部資金甚至海外機構和跨國公司贊助資金，已經成為很大一部分中國智庫當前謀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軟”。

　　這種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會和在華跨國公司也利用和借助中國智庫經費短缺的薄弱環節，紛紛進入中國智庫運行體系。某官方智庫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自己去日本100多次，所有的經費全都來自日本方面，沒有一次是自己掏錢，而且也掏不起。另外，據《瞭望》新聞周刊從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了解到，某中央級政策研究機構主管的基金會和某部門級外交政策研究機構，其將近50%的資金來自外資。“盡管不能說這些智庫拿外面的錢就一定替人家說話，但多多少少受到影響是不可避免的。”江涌說。

　　《瞭望》新聞周刊在調研中發現一家半官方研究機構，其經費來源中來自主管單位的資金只占2%，委托課題費用占 27%，相比較，一家美國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國跨國企業的資助共占63%。其負責人說，面對生存現實，接受外部資金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他也承認，為保持研究的獨立性少受影響，該機構最多做到不碰與兩家外資利益相關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管理。江涌說，中國許多事業單位編制的智庫機構，可以說是“有組織、無紀律”，“盡管接受政府管理和支撐，具體工作中幾乎是無約束運行，沒有明確的管理制度，政策研究沒有指導思想和立場，不知道為誰服務。”

　　其結果，外部資金進來的同時，乘機也將國外的評價標準和價值立場引了進來。表現最突出的就是，中國社科研究機構和大學研究機構的學術評價機制和激勵考核機制，幾乎全面追隨西方體系。比如，一個研究者和研究機構的評價標準，往往與其在國外刊物發表文章多少、參加多少次國外會議、在海外機構受邀擔任什么職務等掛鉤。

　　“國外的經濟理論，是以歐美為基礎的，他們的市場經濟是什么情況？我們的市場經濟是什么情況？不可能相互套用。中國的經濟學研究、經濟政策研究以及政策建議，必須有中國特色。”采訪中，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衛平對此非常擔憂，“我們的研究機構應該學習先進經驗，但完全用西方價值標準指導中國的政策研究，長此以往，負面影響是很可怕的。”

　　黃衛平舉例說，自己曾經接觸過美國某基金會，“最早是在經濟學方面合作搞短期培訓，隨后是一年制碩士班，后來就提出要資助研究。我們感覺其戰略開始轉變，急于影響中國政策的制定。我坦率地跟他們講，不要想這個事情，中國政策有中國政策的脈絡，你想影響，哪那么簡單？”

　　也因此，許多國內關鍵部門在制定政策過程中，為了防止泄密和干擾，在選擇政策咨詢機構方面越來越謹慎，表現就是，一方面對許多智庫的信任度在降低，另一方面控制決策信息數據。

　　這樣的結果有可能讓許多智庫拿不到關鍵信息和數據，做出的政策研究往往被認為質量水平低下，決策部門越來越不愿意看，進而更加不信任，形成了嚴重的惡性循環。于是，逼得許多研究者到報紙上寫文章，批評不到位又加劇了和決策部門之間的隔閡。

　　同時，《瞭望》新聞周刊也了解到，中國智庫在向政府部門提供政策研究服務過程中，面對部門利益，也遇到“拿人家手軟”的尷尬。一位承接某部門一項改革方案研究的課題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我們一開始本著獨立研究做出方案，但他們領導看后不滿意。為了完成課題，我們只好不斷修改數據，直到符合他們領導的意思。”結果同樣損害了智庫的聲譽和發展空間。

　　面對這一切，經常接觸國際智庫研究機構的江涌認為，“中國智庫其實在研究水平和對戰略問題的把握和分析上，與國際頂尖智庫差距不是很大，個別領域研究還一直走在前列，關鍵是體制不順，經費不足，管理無序，盡管數量和規模在不斷擴大，但一直沒有形成一個良性的生存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