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的分野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鄧小平南方談話啟動了新一輪改革開放，國民經濟高速增長，民營企業遍地開花，國企改革全面拉開，加上開放進入“入關”談判新階段，驅動中國智庫不再像上世紀80年代那樣僅關注國策研究，而是進入多元化和多領域發展階段，其中既有學術研究、政策分析，也有企業咨詢和商業規劃等。

　　比如，1992年，原隸屬于海南省政府的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退出事業單位，走上社會化運行的道路；當時被經濟學界稱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綱，依靠中國改革發展基金會，成立了半官方的國民經濟研究所；林毅夫離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靠福特基金會資助在北京大學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對國內智庫長期跟蹤研究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也正是在這個被稱為中國智庫“第二個活躍期”的歷史階段，中國智庫研究的類型開始初步分野。他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按照中國現有法律法規的界定，中國逐步分化出了四種智庫類型：

　　事業單位法人型，指在具備法人條件的事業單位中，專門從事政策研究和咨詢工作的機構。例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社科院；企業型，指那些在工商部門登記注冊的政策問題咨詢機構，如零點調查公司；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型，指專門從事政策的研究和咨詢工作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如天則經濟研究所；大學下屬型，是指隸屬于大學的從事政策研究和咨詢的組織，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國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

　　在他看來，“事業單位是中國特有的一類獨立法人組織，由于它們從經費和人事上并沒有和政府完全分離，所以我們把事業單位型智庫認為是半官方智庫，將其他三類智庫稱為民間(或非官方)智庫。”

　　這其中，發展速度最快的要數薛瀾所定義的后三類智庫構成的民間智庫，尤其是大學下屬的智庫。隨著1993年和 1998年國務院和教育部分別啟動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國內重點建設大學紛紛成立了眾多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從海內外吸納了各種學科人才，通過研究政策問題、向政府部門匯報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文章出版著作，積極推動其在國家和社會層面發揮決策咨詢影響。

　　比如，1999年，在海協會前會長汪道涵和國務院新聞辦前主任趙啟正支持下，清華大學引進新華社高級記者李希光等人才群，成立了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期間，該中心密切參與政府“軟實力”和國家形象研究，與國務院新聞辦共同開創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發揮了智庫作用。類似的案例同樣發生在其他國內重點院校。

　　進入21世紀以來，在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和社會矛盾凸顯的關鍵時期，中國智庫發展進一步得到了國家高層領導的關注和重視。2004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明確指出，“要使哲學社會科學界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2005年5月19日，胡錦濤同志專門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匯報，強調要“進一步辦好社會科學院”。

　　尤其是2006年11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首屆智庫論壇和次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二屆智庫論壇，顯示出中國智庫開始尋求擺脫被動角色，有了自主發展的新氣息。對此，薛瀾認為，中國智庫和政策過程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可以預計，隨著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越來越復雜，中國政府也越來越重視決策咨詢工作的開展，中國智庫在中國政策過程中的作用將更加突出，，從事智庫和中國政策過程關系研究的學者和機構將越來越多。

　　但是，不能不承認，仍然處在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現狀，決定了中國智庫在新舊體制轉換中呈現出“泥沙俱下 ”的狀態。尤其是在利益分層日益明顯的社會背景下，天然與利益游說和政策影響難以分割的智庫，面對生存現實和獨立研究的構成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會發生難以預料的變異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