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不廉，看過年。包括元旦、春節在內的節假日，正在成為關鍵領域反擊腐敗的關鍵時段。每至“年關”，中央有關部門和各地都會發出各種“禁令”，給各級官員遍打“廉潔預防針”。然而，禁令節節出，大禮年年送，而且很多送禮行為，已從原來選擇晚上偷偷摸摸進行，到如今大大方方開列清單，對號入座“孝敬”到位，“年節腐敗”漸成官場“潛規則”，在一些地方不斷滋生蔓延。

　　照單派送默契交接，“潛規則”通行無阻

　　2008年末，江蘇南京佳事得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一份春節禮品發放清單意外曝光。清單顯示，這家企業共向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員送禮14.48萬元，包括現金紅包、高檔服裝、購物券卡等。清單詳列了送禮數量、接受者姓名及所在部門。就在當地紀委介入調查時，山東聊城某燃氣公司行賄官員預算表又被一名網友在博客中貼出。該燃氣公司擬“維護”的官員名字、職務以及費用款項一目了然。據發帖人統計：“目標人數212人，預算總額106.3萬元。”

　　上述兩件禮單曝光事件暴露出來的系統化年節公關送禮行為，讓很多人感到震驚。“別說網上披露的了，身邊不是經常可以看到嘛。”杭州一些市民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說，每到年節走在街上，就會看到一些機關單位門前車水馬龍，透過打開的一扇扇車門或者后備箱，一眼望過去都是裝得滿滿的禮物，“大樓里會出來一些辦事人員幫著往樓里面搬運，相互配合默契，哪里還有什么‘潛規則’！”

　　“這些都是政府實權部門的有用人物，不打點好節禮，來年別想安生。”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業主無奈地說，節前一個月甚至更早些時候，他就要考慮給哪些管得著他的“長”們送什么送多少。每份禮物價錢不多份數多，與企業經營有關的所有實權部門，哪一個都不能漏，每一個直接經辦的人都不能漏。他所在的企業每年銷售額大約2億元，而用于春節期間跑關系的費用不會低于50萬元。

　　　要是有些企業“不懂規矩不會來事”，一些掌握項目審批權、慣于年節收禮的部門還會派聯系人主動打電話“催禮”：“XX啊，最近有空嗎，找個地方聚聚吧？”好些小老板向記者抱怨道：“你能說沒空不聚嗎？什么叫聚聚？就是讓請客吃飯送點禮嘛，那些人連起碼的羞恥感和違法感都沒有了。”

　　到底是“禮尚往來”還是行賄受賄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不管是“卻之不恭”還是主動索取，在一些官員眼中，逢年過節禮尚往來，算不得什么錯，更談不上是腐敗。如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就曾質疑：“逢年過節，總會有人前來表示一下心意，有時我也有所表示，這些都是禮尚往來，怎么能認定是受賄呢？”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也交代：“我在沈陽市任職的4年中，有180余人，每逢年節，大事小情，以各種名義給我送錢送物多達幾百萬元。但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把這種送禮行為看作是‘人情往來’而坦然待之。”

　　毋庸置疑，類似看法在官員群體中相當有市場。同時，執法執紀部門有時即使查清了年節“禮尚往來”中的種種賄賂事實，也會因法律、政策對某些問題規定不明確而無法對有關當事人進行恰當懲處。“常見受賄者落馬，少有行賄者翻船”，懲治不到位更是讓一些人把中央和地方黨委政府每年的三令五申當成了耳旁風。在一些風氣不正的地方和單位，利用年節期間跟有權力的部門和官員套近乎已經見怪不怪了。

　　但是，無論有多么漂亮的理由，借“禮尚往來”等名義，逢年過節給官員送禮送紅包以換取“競爭優勢”，實質上就是行賄。而黨員干部，只要收了不該收的禮，無論用什么樣的“風俗習慣”來辯解，都難掩違法亂紀的事實。

　　去年年初，浙江寧波市交通局原局長奚際斌被杭州市檢察院以涉嫌玩忽職守罪、受賄罪送上法庭，各項指控中就有利用職務之便利，以春節等名義收受多人財物33萬多元、美金3000元。去年年底，剛剛被判死緩的原重慶市規劃局副局長梁曉琦在懺悔書中承認：“在我接受的賄賂次數中，2/3以上是利用年節機會表示的。”據浙江省人民檢察院王水明透露，近年來浙江檢察機關查處的官員腐敗案件中，很大部分都有年節收禮受賄的問題。

　　欲破“年節腐敗”，先破“權力左右市場”

　　“年節腐敗”泛濫成災，極大損害了黨員干部隊伍的整體形象。最近，中紀委、監察部再次發出通知，2009年春節期間嚴禁黨員干部用公款搞相互走訪、相互送禮、相互宴請等拜年活動，嚴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進行高消費娛樂活動，嚴禁收受與行使職權有關系的單位和個人的禮品、禮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嚴禁以賭博和交易等形式收受財物，嚴禁利用婚喪嫁娶等事宜收錢斂財。隨后，一些地方也相繼發出類似禁令，如浙江省對領導干部違反規定收送現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的，一律先免職再處理。

　　有專家建議，光有禁令還不行，這些年這禁那禁出臺很多了，行賄受賄雙方都產生了較強的“抗藥性”，為此必須加大監督力度，形成法律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人大監督等監督機制。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在節日期間應集中開展專項檢查，多深入群眾搞明察暗訪，才能把各項“禁令”落到實處。

　　“在此基礎上，還應加緊探尋治本之策。”浙江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楊建華認為，“年節腐敗”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現有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由于行政審批改革不徹底，審批環節還很多，各級政府所掌握的大量生產性、行政性資源，足以影響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權力變成了市場“推進器”。在這種情形下，企業想要生存，就不得不拿出大量資金去送禮公關，通過非正常途徑為自己創造發展機遇。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加快行政改革步伐，縮短政府從審批型、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的過渡期，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鏟除“年節腐敗”不斷滋生蔓延的土壤。(岳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