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與不變：宗教發展的中國模式

　　改革開放引起諸多變革，但中國宗教和諧的基因不會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會變。我們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扎根于深厚的“和”文化傳統之中

　　一個多月前，美國人選擇了變革，也選擇了力主變革的奧巴馬。奧巴馬以“我們需要變革(Change we need)”的響亮口號爭取了選票，以“變革已降臨美國(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的激情演說感動了美國。

　　奧巴馬的魅力在于他的變革，也在于他的堅持：變革，是為了應對“一個處于危險邊緣的星球，一個世紀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堅持，不會改變美國的基本價值與理想，不會偏離美國國父們為美國指明的前進方向。

　　當代中國在30年前義無返顧地選擇了新的變革——改革開放。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宗教及宗教政策也在變化，但又有所不變。一些學者在討論“中國模式”，那么，何為宗教發展的中國模式？

　　在深化改革的進程中，中國宗教的變與不變

　　中國宗教不變的是“和”文化的底蘊。“禮之道，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中國人喜愛“和”，崇尚“和”，形成了多宗教、多信仰共生共長、多元一體的局面，沒有宗教對抗和宗教迫害的文化基因，沒有出現過一個宗教迫害其他宗教的現象，也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今天，更加真誠、更加明確、更加深入地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已成為中國人的共識，當然也是中國政府長期不變的基本政策和明確的法律規定。改革開放引起諸多變革，但中國宗教和諧的基因不會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會變。我們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是對客觀存在的尊重，對文明進程的尊重，對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的尊重；我們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扎根于深厚的“和”文化傳統之中。

　　要說變，我們對宗教及其社會作用的認識，的確在發生變化。我們現在更加強調，不要因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差異，而增加信教和不信教群眾之間的隔閡和對立。對未來是否有“天堂”的分歧，沒有理由不讓位于攜手共建現實美好世界的合作。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者是重視階級問題的，但現在我們強調的是“宗教的消亡可能比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馬克思主義者對宗教麻痹群眾的社會作用是持批判態度的，但現在我們更強調信教群眾也是建設國家的積極力量。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指出要“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隨著中國的深化改革，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向著一元結構轉變，農民將更多地向城市流動，市場將進一步擴大，就業將進一步擴展。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主體趨于多元，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蕩和互補將更加明顯、更加深入。人們思想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和差異性，人們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也將進一步增加。在這個進程中，中國宗教的面貌也煥然一新，努力與變革的社會相協調、相適應，積極參與多元化的大眾文化、和諧文化的建設。

　　我們要通過依法管理，來防止有人利用宗教、打著宗教旗號從事非法活動和違法犯罪活動。我們的管理不是對宗教信仰層面的管理，不涉及宗教的內部事務，而是對宗教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事務進行管理。在實施這種管理中，明確地依法規范和限制政府的行政行為，避免可能發生的損害宗教界合法權益的事情；積極幫助宗教界協調與社會其他方面的利益關系，為宗教界提供他們需要的公共服務。

　　在擴大開放的進程中，中國宗教的變與不變

　　全球化浪潮以及30年來中國的不斷擴大開放，注定要求中國宗教也不斷向世界開放。以基督教為例：中國基督教協會于1991年重返世界基督教教會聯合會；與很多基督教國際組織保持著長期友好關系，如聯合圣經公會、信義宗世界聯盟、世界歸正宗教會聯盟、浸會世界聯盟、普世圣公宗、世界福音派聯盟等；邀請了世基聯幾任總干事、英國圣公會三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美國布道家葛培理父子、亞非的圣公會環南大會等宗教領袖訪華；邀請北美、歐洲的神學教授來中國神學院授課講座；向海外先后派遣了100多名神學留學生以及更多的短期進修教牧人員；與各國教會以及教會的社會服務機構合作，開展扶貧、醫療、教育、救災等慈善項目；2004年以來與海外教會合作，先后赴香港、美國、德國舉辦了中國教會圣經事工展，在合作過程中與海外教會建立了深厚友誼。

　　開放的中國宗教，一直堅持著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這種堅持，是基于中國教會深刻的歷史背景，基于中國基督教信徒的命運抉擇。深受殖民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對作為殖民主義附庸的“洋教”深惡痛絕，進行了連綿不絕的抵制和抗爭。中國基督教有識之士一直在艱苦地探索獨立之路，“為國家爭人格，為教會爭人格，為基督徒爭人格”。就像曾受宗教迫害的美國人民珍視宗教自由如同生命，從殖民地走出來的中國人民愛獨立也如愛生命。獨立，飽含著中國人民最沉痛的歷史回憶，最深沉的民族感情。中國宗教也是如此，其獨立的教格不容侵犯。30年來，擴大開放的中國宗教之變，在于其不斷開放；不變，在于其堅持獨立。開放以獨立為基礎；獨立并不是自我封閉，會在開放中更好地成就自我，同時也補益對方。美國前總統卡特曾告訴我，30年前，鄧小平回答卡特總統的詢問：在中國，宗教信仰自由，OK；印刷發行圣經，OK；外國傳教士，NO。這個回答直截了當。30年后的今天，我們仍將如此回答。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其實也有類似的回答，他說：“還可以有另外一種基督教與中國接觸的方式。……不再需要傳教士從國外輸入基督教，也不再需要單純地把西方神學譯成中國概念。它追求的是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里，在一個獨立的教會框架里實現反映基督教的信念”。

　　在發展進步的大潮中，中國西藏(香格里拉)的變與不變

　　西方的朋友們關心中國的“西藏問題”，是因為他們的頭腦里，總閃爍著一個帶著東方神秘主義色彩的，朦朧、理想的“香格里拉”。西藏的確具有他們想象中的香格里拉的神奇。雪域高原的秀美、語言文化的獨特、藏傳佛教的經典，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人類文明，我們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珍惜。西藏的山川、語言、文化、宗教從未曾改變。山還是那山，水還是那水，經幡還是那經幡、佛號還是那佛號。

　　正如加拿大學者戈倫夫(A.Tom Grunfeld)在他的著作《現代西藏的誕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中所說，西藏“是一塊籠罩在朦朧中的土地，幾乎任何一個有關它的或者聲稱正如加拿大學者戈倫夫(A.Tom Grunfeld)在他的著作《現代西藏的誕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中所說，西藏“是一塊籠罩在朦朧中的土地，幾乎任何一個有關它的或者聲稱來自它的稀奇古怪的故事，都毫無疑問地被世界上無數的人敬畏地接受和相信……許多讀了一點有關的記載就自詡為‘專家’者認為，既然這些記載都是一樣的，那肯定都是準確的”。歷史卻確鑿地記載著，舊西藏并不是你們想象的香格里拉，而是一個領主莊園制的農奴社會。建筑在黑暗的、殘酷的、野蠻的農奴制基礎上的西藏政教中樞，就是一小撮最大的農奴主的集合體。

　　今天的西藏固然要保護“香格里拉”的獨特的藏族文化，但絕不要保護野蠻和落后。西藏的文化保護必須與整個藏民族的發展、進步、團結、幸福相適應，而不是作為“活化石”在固化了歷史的同時窒息了自身的生命與活力。西藏文明的延續，只有在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的同時，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著“保留民族特點”、“保護宗教文化”的旗號，讓一個民族衰落下去。

　　今天的西藏，已經由野蠻殘酷黑暗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轉變為一個飽暖、進步、公正、平等、開放的社會。這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從1965年至2005年的40年間，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財政投資累計達到968.72億元。自1993年始，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占西藏地方財政收入的90%以上，有力地支持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西藏經濟連續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全國的平均發展速度。

　　西藏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更有利于保護藏傳佛教。所謂“西藏問題”，始終是兩個基本問題的交叉：一個是國家主權問題，必須反對分裂，維護祖國統一；一個是社會變革問題，必須反對復辟，邁向進步和光明。

　　中國的56個民族一直是大雜居、小聚居，這個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必須是民族自治和區域自治的有機結合。無論繞多少彎子，想多少辦法，找多少借口，搞多少包裝，一要分裂不可能，二要倒退行不通。歷史潮流不會答應，西藏人民不會答應，西藏這片“香格里拉”的神圣土地也不會答應。

　　今天的西藏，倍加珍惜和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這是不變的“香格里拉”。今天的西藏，努力改變一切愚昧與落后，朝著幸福和光明迅跑，這是變革的“香格里拉”。

　　四十年前，馬丁·路德·金夢想“黑人兒童和白人兒童能夠兄弟般地攜手并行”，今天，在這個白人占70%的國家選出了一位非洲裔的黑人總統，世界為美國感到高興。美國的偉大和力量，來自她的多元和包容。我相信，善良的美國人同樣愿意看到，藏族與中國的其他民族兄弟般地攜手并行，一起走進現代化的行列，實現共同富裕、共同進步、共同繁榮。我相信，你們夢中“香格里拉”的光輝，會在我們同一個世界里永恒地閃耀。

　　我們需要變革。我們在不同的國度、用不同的模式、進行不同的變革。總有同一股大潮同時席卷這個世界，同一個真理同樣連接古往今來。 (葉小文)

　　(作者為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