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30年的摸索，我們黨基本走出了一條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敗之路。這不僅是對過去30年我國反腐敗工作的經驗總結，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反腐敗斗爭也具有一定借鑒作用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中國的廉政體制改革，就可以發現，這兩項制度是相匹配的、互補的，符合制度經濟學所說的制度變遷的相關性、互補性。從1978年以來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我國廉政制度建設的主要線索和發展模式。

　　制度變遷視角的中國廉政制度建設

　　制度建設本身就是一個連續的制度變遷過程，其本質是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收益。制度具有什么樣的功能？就是要給人們提供各種預期，既有激勵的，也有約束的，從而產生一種“宏觀效應”，就是要降低黨的治理成本、國家治理的成本和社會治理的成本。

　　我們可以看出過去3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主線，不僅是經濟起飛、經濟建設，其中一個重要的主線就是我們深刻地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在經濟轉軌、對外開放的執政條件下，在復雜的社會背景下，不斷探索我們自己的路子。方式是“干中學”、“學中干”、“邊干邊學”、“邊學邊干”。這就是中國成功的秘訣所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政黨，又是一個實踐型政黨，是通過實踐來學習，通過學習來進一步指導和促進實踐。現在我們不斷地探索所謂的“中國之路”，也就是1982年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的一個最好的題目，即“中國的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現在我們需要探索“中國特色的國家廉政建設之路”，我們可以看到它非常符合我們所說的制度本身變遷的邏輯：制度重建、制度深化、制度完善。

　　不同的制度本身具有互補性。一項制度的變遷和完善，有利于其他制度的建立、改進和完善。從根本來看，是黨和國家基本制度的改進和完善，促進了我們廉政制度的改進和完善。回過頭來，廉政制度的建設又會進一步完善黨和國家的基本制度。這就是制度的互補性。

　　從中國國情的特點來看，因為制度變遷有不同模式。我們的制度變遷屬于自覺式，而不是自發式。在我們96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范圍內治理7000多萬共產黨員的黨組織，13億人口的社會，不可能靠自發方式，因為時間太長，代價太大，我們必須是自覺的去做，時間相對短，代價相對小。

　　我們的制度變遷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我們不能等到黨和國家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再考慮，所以要“居安思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因此，這是一個主動的制度建設。

　　我們的制度變遷主要不是誘致性的，而是強制性的。這需要一個良好的制度安排，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可以加快我們的制度建設，獲得制度紅利。

　　廉政制度建設不僅要求我們有政治意愿、政治愿望、政治目標，關鍵是要求我們有學習能力、創新能力、實施能力。我們稱之為“能力建設”。既然提出來，就要能做到，能夠實施。“言必信，行必果”這在發展中國家幾乎做不到，所以他們的許多藍圖只是一個“烏托邦”。

　　我把制度建設視為國家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即無形基礎設施，或者說是軟設施，它不同于高速公路等硬件基礎設施。既然是基礎設施，它必然體現基礎設施的正外部性、基礎性和先行性。它還有一個特征，我把它稱之為是“無形投入”或“軟投入”，既然是投入就有回報。所以我們相信國家廉政制度建設會在未來時期獲得正外部性和獲得長期的紅利和回報。為什么這么講呢？例如1977年鄧小平復出時做出的第一個重大決策，不是改革開放，而是恢復高考。1982年77級、78級學生畢業時，全國的高等教育人口是610余萬人，2005年達到6800多萬人。大家別小看這些制度或者是政策，它是一種“軟投入”，任何投入都是有回報的、有紅利的。在經濟學上講，“軟投入”是長期回報，“硬投入”基本上是即期回報，是短期回報。

　　制度對于一個國家是帶有長治久安的根本性的基礎設施。我們稱之為“無形基礎設施”。我們正是基于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來回答和說明改革開放過去30年的歷程。“貞觀之治”持續了23年，但是并不能再維持，后來還出現了“安史之亂”，靠一個賢明的帝王是不可能“長治久安”的。如果中國能夠進行制度建設，我們一定會超過“貞觀之治”。這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基礎設施，它是今人種樹，后人乘涼，有長期的回報。

　　中國反腐敗的基本經驗

　　2005年1月中央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我認為《綱要》對我國反腐敗工作基本經驗的六個方面十分精辟，確實總結了我們過去30年來的歷史經驗。我這里主要談一些補充性的意見。

　　黨有強烈的危機意識，以及對腐敗挑戰的響應能力。腐敗是一種嚴峻的政治挑戰，主要源于執政黨，又是對執政黨的挑戰。腐敗從哪里來的？不是從社會出來的，而是從執政黨內部形成的，然后又挑戰執政黨，甚至埋葬執政黨。因此，我們黨在這場錯綜復雜的斗爭中，十分清醒地意識到腐敗的危害性，及時地識別危機的挑戰性。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的：“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腐敗是我們的天敵，可能我們還要和這個天敵長期斗爭下去。當然，有了腐敗這個敵人也會使得中國共產黨才能有危機感，緊迫感，這并不一定只是壞事。

　　黨有強烈的反腐敗意愿，并作出了公開的政治承諾。為什么這是一條重要的經驗呢？從國際經驗表明，執政黨和領導人的政治決心和公開的政治承諾，往往是決定一個國家反腐敗斗爭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們可以看到，每次黨代會的政治報告和中紀委工作報告，無一例外地表達了我們領導人的政治承諾。這也解釋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主動自我凈化、敢于自我改革、勇于自我淘汰的執政黨。這樣一個特殊的政黨，的確在全世界各國都是少見的。這就反映了我們黨內有一個內在的革新動力。腐敗是政治挑戰，挑戰構成政治壓力，政治壓力又轉化為我們自身改革、自身廉政的內在政治動力。

　　首先，黨中央領導人首次帶頭履行承諾，讓人民來公開監督。2003年3月18日，在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當選為新一屆國家主席。他說道：“我和新一屆國家機構工作人員，誠心誠意地接受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監督。”這在之前的歷任領導人都沒有講過。

　　其次，2004年2月所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一次寫上“中央委員對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的意見，署真實姓名，以書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或中紀委常委會反映”。這一句話非常關鍵。如果要研究我們延安整風時期，研究廬山會議，再研究“文革”時期，就能理解這句話的關鍵性。為什么呢？因為有了這句話就很難形成“文革”。

　　第三個標志是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上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工作規則，以及中央領導同志在黨風廉政方面以身作則地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要求。這在執政黨的歷史上開了一個很好的先例，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進步，從根本上杜絕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

　　黨在不斷探索和創新中國特色的廉政建設的模式。也就是說我們不斷完善制度，通過明文規定的、分工明確的反腐敗或者是廉政制度的程序化、規范化、科學化、專業化。

　　什么叫政治上成熟的黨，必須有一整套治黨的制度安排，反映制度變遷的不斷的深化和完善。在過去的幾十年探索中，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我們現在需要總結，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繼續前進，而不是那種“推倒重來”的做法，也不是前蘇聯和東歐“改天換地”的做法。

　　通過30年的摸索，我們黨基本形成了一套具有明確指導思想、初步完善的領導體制、工作機制和規章制度的廉政制度體系，不斷推進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科學化和專業化，走出了一條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敗之路。這不僅是對過去30年我國反腐敗工作的經驗總結，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反腐敗斗爭也具有一定借鑒作用。 (胡鞍鋼)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