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這個計劃是歷史上廣泛、大膽、獨一無二的。讓10億人口急劇轉向，讓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脫離與世隔絕的狀態，怎么可能有先例呢？與外部世界隔離了太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8年開始了它的“大躍進”，或者用北京的措辭——“新長征”

　　★ 文/王宇潔

　　1923年，美國人亨利·R·盧斯(Henry R. Luce)創辦了《時代》。在中國生活14年的淵源讓盧斯在大洋彼岸仍對中國投以關注的目光。

　　在蔣介石時代，他甚至用自己手中的輿論機器浸染著美國政府和公眾對國民黨政府的熱情態度。1924年9月，軍閥吳佩孚成為《時代》封面上的第一個中國人。

　　出于天然的價值判斷，《時代》筆下的中國人、中國社會與我們了解到總有些不同之處。于是，當《時代》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關注與我們認識的歷史碰撞在一起的時候，很多事情變得更加豐富而立體起來。

　　“懷疑主義”

　　“這條無名小巷充斥著垃圾、生銹的煤油桶和碎瓦片。一捆捆參差不齊的柴火用繩子捆著堆在人行道上。碎磚、錫制臉盆和木水桶散落在擠滿了人的路上。稀少的幾輛自行車被仔細地鎖了起來，斜靠在三層小樓旁。三只雞在木板條做成的雞籠里不緊不慢地咯咯叫著。孩子們在街上亂轉，有幾個在跳繩，他們的父母在做周末大清洗，從街上的公用水龍頭里接自來水。

　　這條街上的臟亂和貧窮景象跟月歷畫上的中國相去甚遠：面色紅潤的女孩微笑著在伊甸園似的果園里采摘熟透了的蘋果，穿戴整潔的工人坐在擦得锃亮的機器里。但距離越南北部不遠的廣西自治區首府——南寧(50萬人口)的這條小街卻更代表了中國的普通景象。”

　　當然，中國有其氣派的工廠和舒適的公社展示給來訪者。但信步走入城市的小街或者小村莊，你就會發現什么是真正的中國。這個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是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1月1日，《時代》的香港分社記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眼中的中國景象。這時候，席卷中國的改革開放浪潮剛剛涌起。

　　“1979和1980年9月，復旦大學學生聯合會民意調查的結果被貼在大學的公告欄里，然后被要求撕掉，估計是因為結果體現的懷疑主義讓人震驚。例如，問到對于現任領導人實現‘四化’的能力怎么看，78%的學生選擇了‘等等看看’的態度。當問及四人幫之流在下個十年會不會卷土重來，只有5.4%的人堅定地回答說不會，一半多的人回答說‘有可能’，39%的人說‘難以避免’。對于他們自己的未來，54%的人覺得‘不確定’，只有36%的人宣告自己‘充滿信心’。”(《學生們相信什么》，1980年11月10日)

　　對于包括復旦大學學生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他們還沒有預料到，“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對他們的生活來說意味著什么。

　　“北京門庭若市”

　　數年之間，小街上破舊臟亂的景象和平靜的生活不見了。“在北京的大街上，留著長發的男人穿著風衣，和穿著高跟鞋的女朋友挽著胳膊。建國飯店就是加州度假酒店的翻版。附近，馬克西姆的北京餐廳提供著70美元一位的高級菜肴。堵塞街道的自行車流中加入了奔馳轎車和日野觀光巴士的身影。

　　這個月的早些時候，《北京日報》刊登了一張照片，一位很有魅力的女士和她的家人站在一輛嶄新的豐田車旁。去年收入18000多美元的養雞戶孫桂英(音)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35年的歷史上第一位買了私家車的農民。”(《資本主義在醞釀》，1984年4月30日)

　　神秘而封閉的中國向西方的觸角“媒體”，揭開了面紗。“在眾多才能中，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表現出了他的老練——留意并滿足美國新聞記者的需要。在中美關系正常化新年慶祝晚會上，北京邀請了27名美國記者到中國進行了‘兩周游’。最高潮是在人民大會堂與鄧會面，這是美國新聞記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首腦的首次如此規格的接觸。”(《北京門庭若市》，1979年1月22日)

　　“當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幾年前決定對外國資金和技術實行‘開放’政策時，他也警告他的人民提防‘資產階級思想不可避免的滲透’。

　　確實，長腿美女如今在皮爾·卡丹北京最新的時裝秀上走來走去，不遠處，穿著考究的旅游者走進卡丹新開張的馬克西姆餐廳一品法國美食。

　　即使在郊野的林中空地上，也可以看到穿著牛仔褲的青年人隨著錄音機的音樂跳著搖擺舞。”(《與“精神污染”做斗爭》，1983年11月28日)

　　“大部分聽眾，從青年人到高官，都面無表情地看著，5個多小時的表演中，仿佛在硬座位上生了根。更多聽眾拍著膝蓋，或者文雅地擺動著頭。在聽過威猛(Wham)樂隊的打擊樂之后，一個年輕的音樂學生發表了她的看法：‘所有這些都真的讓人瘋狂。’

　　但4000多名現場的國外觀眾——大部分是學生——大多沒有這樣的自制力。他們吹著口哨，歡呼喝彩甚至在過道里跳起了舞。一些大膽的中國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驚慌失措的綠制服警察一直試圖把他們推回自己的座位上，甚至動了武。”(《中國北京搖滾》，1985年4月22日)

　　“自由退出的中國”

　　“上個周，在中國第一例破產拍賣中，政府賣掉了遼寧省東北部的一家工廠——沈陽市防爆器械廠，把它變成了工人所有。在北京決定不再資助虧損企業之后，這家工廠8月就已經歇業。在另一場行動中，有限的證券交易在上海試點開始了，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的第一個證券交易所。

　　勞動合同的引進可能有著最深遠的影響。在終身雇傭體系下——中國人稱之為‘鐵飯碗’——工人可以推卸責任卻不必害怕解雇或降薪。他們的工作是指定的，經常無視能力或技巧；甚至，他們的工作面貌都由上級決定。”(《自由退出的中國》，1986年10月6日)

　　隨著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中國越來越像一個悖論：法制建設的同時伴隨著貪污腐敗盛行，一部分人端著單位的“鐵飯碗”，一部分人卻已經遭受到破產的震動。

　　“‘無法無天’是一句中國古語，用來形容法律缺失的狀況。中國的新統治者也許會把它變得更實際：無法無四化。它意味著保證官員、知識分子和熟練工人這些中國發展的基本力量不會被一聲令下就送到稻田里去，就像毛時代那樣。為了鼓舞斗志、穩定秩序，如今掌權的溫和派去年通過了一部憲法，規定了審訊開放和公平，還承諾年內出臺一部刑法。外國投資者也得到了中國的法律保護，后者亟需技術和資金的注入(目標：到1985年1000億)。”(《中國迎來法制》，1979年3月19日)

　　“《沈陽破獲重大偷竊案》，北京《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大標題寫道。《偷金子的罪犯被依法處決》這種駭人聽聞的故事以前絕對不會出現在保守的官辦媒體上，但最近，《人民日報》和其他中國報紙幾乎每天都刊登這些犯罪行為。更不同尋常的是，這些被千夫所指的罪人是共產黨官員。《時代》北京辦事處負責人理查德·伯恩斯坦說：‘他們現在被放在國家報紙的頭版上公開批判，表明了北京的最高領導加快了在內部查處貪污腐敗運動的速度。這個問題已經長時間成為中國普通百姓忿恨和不滿的主要原因。’”(《腐敗的干部》，1980年1月16日)

　　“新的‘我’一代”

　　“周五晚上，老上海的核心地帶。J.J.迪廳(編者按：1992年由臺商開辦，1993年被美國媒體排為世界第五、中國內地第一大迪廳)里擁擠的人群熱鬧非凡。穿西服打領帶的男人與穿著時髦的年輕女人翩翩起舞；小桌子旁邊，新富們在接手機的間隙小口喝著飲料。J.J.里的年輕人縱情于對于中國來說前所未有的東西：個人和職業的自由。那些有意愿和能力從經濟改革中受益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自由地去追尋他們的財富、他們的伴侶和自我認同。(《新的“我”一代》，1993年11月29日)

　　“鐘奇志(音)決心要做到，不管付出什么代價。‘我是農民和工人的兒子。’他說，‘我沒法從別人那里得到任何幫助。’于是，這個來自成都的31歲年輕人自學英語，跑到西藏一家旅行社干了4年，然后在南方城市昆明開了一家電腦商店。

　　1996年，他通過了大學考試，開始學習國際金融和經濟學。他為自己的妹妹交學費學日語，如今她在上海的索尼公司工作。鐘希望能很快跟她會合，到外資銀行或者投資公司工作。

　　‘我認為中國人有更強烈的成功的愿望。’在他就讀的大學旁的一家茶館里，他點上半支煙，環顧周圍桌子的學生們。他們大部分都要比他小上十歲。當鐘還在他們這個年齡時，20世紀80年代末，一個農民的兒子是無法盤算著跳槽、得到很好的教育以及在鐘所希望的‘高盛或者花旗集團’求得一處職位的。”(《中國的脈搏》，1998年6月29日)

　　與此同時，一些觀念也悄悄被打破，傳統在現代經濟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到目前為止，最大規模的調查是上海性社會學研究中心進行的民族‘性文明’調查。使用了500名社會工作志愿者，獲得了15個省23000人對240個問題的回答。

　　在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趨勢是性和婚姻之間高度連結的關系退化了。有86%回答問卷的人說，他們贊成婚前性行為。如此開放的態度經常持續到婚后。讓人驚訝的是，69%的調查對象不認為婚外性行為有任何不妥。

　　可以想見的，未婚先孕者的數目也正在上升。作為回應，政府對這個問題采取了一種實用的立場。就在幾年前，未婚先孕的女人會被工作單位辭退，然后被作為反面教材強制墮胎。如今，她們可以在私下悄悄進行。(《在中國，直言談性》，1990年5月14日)

　　1999年，在接受《時代》采訪時，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黨委書記傅青元說，“中國的許多人正面臨著信仰危機。”

　　“中國會成為老大嗎”

　　“在許多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后，中國被亞洲經濟危機波及了。今年，國外資本流入的規模第一次變小。這是中國在市場開放方面做出如此多讓步，以期贏得今年與華盛頓(并派出了最懂經濟的朱基訪美)達成協議的一個原因：它極度需要西方投資者的美元。

　　美國國會的反對者并沒有認識到，世貿組織在短時間內對中國造成的損害遠大于對美國的。絕大多數中國企業還沒有做好應對外國競爭的準備。破產和失業將會猛漲，它們所造成的紊亂將大于美國所承受的。但長期來看，一些美國企業確實會受到損害。鮑莫爾說，這是繁榮的代價。”(《中國和世貿組織》，1999年4月15日)

　　繁榮背后，問題也漸漸浮現。“25年來，趙一直在中國東北部的一家煤礦工作，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的煤炭就在這里被開采出來。他是個幸運兒。中國礦工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官方發布的數據是，去年，大約有5000名他的同事死于礦難。中國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稱之為‘史無前例’的，并把原因歸于當地官員和礦主的官商勾結。

　　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在這條道路上拼命發展下去的話，這個國家的空氣和水將會比現在還要臟。它的工人——其中許多處于糟糕的狀態中——將永遠享受不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不管北京的政治家們多么有見地，不管新的規章制度被閱讀得多么仔細，如果地方政府為所欲為，所有的成果將毀于一旦。”(《用鮮血染紅的煤炭》，2007年3月2日)

　　“在一個飽受曾經的政治混亂、經濟增長過熱和腐敗之苦的社會中，用法律解決爭端或贏得正義還是一件新鮮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法律和法律體系已經開始扎根。中國的領導人，包括主席胡錦濤，經常說到‘依法治國’的重要性。但想利用這種發展的律師積極分子仍然面對著巨大的障礙。許多法院拒絕接受某些案子。‘如果案例比較敏感或較新，大部分法官都不想陷入爭論。’郭建梅，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創立者說。

　　面對這種困難，許多律師依賴媒體的支持。有時，媒體的監督會給法官以壓力，讓他們按照某種方式行事。它也可能吸引更高級別政府部門的注意力，讓某些機構服從于法律，庭外和解甚至是改變法律或政策。

　　例如2003年的孫志剛案，他因為未帶身份證而被扣留，在看守所期間被毆打致死，引起了公眾、尤其是網民的強烈不滿。孫死后三個月，國務院就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中國探索法制化》，2006年12月11日)

　　從越來越常規化的報道里，《時代》正試圖描繪出這個國家的未來。“超級大國是指擁有巨大經濟總量和全球軍事觸角的國家。這個詞曾經在20世紀60年代被廣泛用來形容美國，它也是如今唯一一個被冠以這個頭銜的國家。中國既不擁有像美國那樣的物質財富，也沒有美國那樣的全球軍事力量。但以經濟和軍事規模定義一個超級大國忽略了一種可能，那就是這個國家有能力顛覆這種體系，它這么做甚至是無意的。在這一點上，中國是一個超級大國。” (《中國會成為老大嗎？》，2000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