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們希望給那些不能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展示未來可能會發(fā)生些什么

　　★ 本刊記者/李靜(發(fā)自美國紐約)

　　在已屆耄耋之年的托夫勒和夫人海蒂的記憶中，二十多年前他們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情景，清晰得仿佛就發(fā)生在昨天。

　　26年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給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人帶來極度的思想震撼，在中國銷售達1000萬冊。

　　托夫勒出生于紐約，被認為是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想家和未來學家。他曾擔任著名財經雜志《財富》的副主編。在記者生涯的磨礪中，托夫勒對社會問題，特別是對人類向何處去的問題，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托夫勒的妻子海蒂·托夫勒也是知名的未來學者，兩人志同道合，曾多次合作著述。1970年兩人出版《未來的沖擊》，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1990年出版《權力的轉移》等未來三部曲，享譽全球。

　　2008年10月底的一個下午，托夫勒夫婦應邀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從走進洛杉磯的一家小餐廳開始，托夫勒與海蒂總會就各種各樣的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托夫勒笑著對記者解釋說，這是他們能夠不斷取得進步的秘訣。

　　只是，關于中國過去30年的變化，二位老人鮮見地保持了一致：中國的變化太驚人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知道是什么帶給了中國這樣的影響”

　　中國新聞周刊：1983年你第一次到中國的時候是怎么看中國的？

　　海蒂·托夫勒：我們第一次到中國的時候是一個寒冬，人們好像不喜歡公開地講出自己的想法。我感覺那時中國是貧窮的農業(yè)國。街上很少有汽車，大家都騎著自行車。那時的中國正在度過一段非常困難的日子。

　　當時我們帶著影片、磁帶、抄本(《第三次浪潮》)來到中國，希望給那些不能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展示未來可能會發(fā)生些什么，而且我希望中國會按照后工業(yè)化的道路發(fā)展。有些人告訴我們：“我騎了10英里來看這些電影。”演講后人們提出的最突出的問題是：“我們怎么能跨越一個階段達到第三次浪潮？”

　　阿爾文·托夫勒：1983年我們在中國展示了影片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知道是什么帶給了中國這樣的影響。兩年后，我們在法國時看到一本法語雜志，上面一則報道提到《第三次浪潮》是中國最暢銷的書。這使我們感到驚訝。

　　這本書到中國時恰逢一場中國國內的大辯論。很久之后有人告訴我們，1983年，中國高層領導會議上曾經討論過《第三次浪潮》。

　　中國新聞周刊：你有沒有預見到中國會變成現在的樣子？

　　阿爾文·托夫勒：我們對中國沒有足夠的了解，我們不是中國專家。我們的書偶然地在一個恰好的時刻到了中國。中國的成就，是顯著而奇妙的。我們沒能預見到中國會發(fā)展得這么快和這么成功。

　　當我們2006年再來到中國的時候，已經完全不同了。看那些建筑、公路上的交通、中國出口的產品、巨額外資的引入，中國已經不是原來的中國了。

　　中國做的最成功的事情或許就是，在沒有撕裂和粉碎社會的前提下，完成了和平的變革和轉換。

　　“這是一個神奇的時刻，變化如此迅速地降臨”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樣看待中國的未來？

　　阿爾文·托夫勒：我仍舊相信未來中國會超越發(fā)達國家，因為這個國家理解第三次浪潮的含義，這表示中國在智力上已經準備好了。中國懂得第三浪潮和第二浪潮的區(qū)別，而且明白向知識經濟轉型是多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麻煩——最大的人口數量。我不能現在就斷言，中國能不能成為第三次浪潮中的世界領袖。我能遇見到的是，經濟的崩潰不會發(fā)生，但會減緩其第三次浪潮的發(fā)展。

　　中國新聞周刊：據你看，中國如何應對未來的挑戰(zhàn)呢？

　　阿爾文·托夫勒：我印象中，中國的領導人理解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的關系，他們想建造全世界最先進的科技和知識經濟，我想這應該是目標。

　　另一件中國需要做的事情是改變教育，把孩子引向未來。目前還沒有人發(fā)現一個神奇的解決辦法進行教育觀念轉換。如果想走進知識型社會的更高級層面，應該讓數百朵花綻放，讓教育綻放。還沒有國家在這么做，每個人都覺得教育應該像個工廠。但社會是為未來運轉的，應該讓孩子們有能力思考。

　　中國有首先進行變革和渴望進行變革的年輕一代。年輕的一代成長到今天，已經對信息論很熟悉了，而且明白和全世界人交流的重要性。這是再生的變革。我們看到這一代人帶給中國各種改革創(chuàng)新，包括經濟改革、技術創(chuàng)新等等。這樣，中國將會變得比其他國家更有優(yōu)勢、更強大。

　　20年前，沒有人能夠想象中國的崛起。這是一個神奇的時刻，變化如此迅速地降臨。可能會有一些后退和前進交替發(fā)生，但我相信總體上會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前進，所以沒有人能夠精確地預測未來。主流的預測在不斷地變化。 ★

　　(李赫然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