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十幾戶農民，以每畝500元的價格把自家的土地出租給一家上海養殖公司，發展規模養殖，年終參與分紅。這些農民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則成為了企業員工，每人每月領取600元左右的工資。

　　雖然從目前來看，媒體對于“土地流轉”效應的反映都是正面、積極的，但專家指出，由于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長期發展中較少考慮法律因素，因此農村土地流轉帶有明顯的自發性、盲目性與隨意性，土地糾紛日漸增多，侵權行為時有發生。即使我國憲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中均有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過于籠統，有關內容和程序不夠明確具體，缺乏可操作性，導致許多地方出現了有法難依的現象。

　　就拿現有的調整農村土地流轉的法律———農村土地承包法來說，專家分析稱，這部法律具體涉及到土地流轉的條款并不多。比如其中第三十二條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但現實生活中已遠遠不止上述幾種流轉方式，而條款規定的“其他方式”指的是什么并不清楚，給實際操作帶來麻煩。

　　王軼認為，農村土地承包法最好能夠根據公報里的精神，進一步明確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問題。

　　專家們的一個共識是，無論哪種流轉方式，一定要建立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

　　“規模化經營一定要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基礎上，我現在最擔心的一個問題是搞成一場運動，各地都轟轟烈烈進行規模經營，違背人們意愿進行流轉，這是最可怕的。”王軼說，無論是讓農民土地入股也好，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也好，一定要相信每個農民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一定要讓他們充分知曉跟土地流轉有關的信息，然后在充分知曉信息的基礎上做出判斷，一定不要進行行政干預。

　　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虎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反復強調，流轉有兩個前提，第一農民要自愿，不能強迫；第二絕對不能損害農民利益，要讓農民受惠，這種受惠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的。

　　宅基地流轉亟待消除法律障礙

　　提示

　　如果農村房子、宅基地、耕地都不讓抵押，農民就沒有融資擔保手段。金融機構肯定要考慮交易風險，當要求農民提供擔保時，農民拿什么擔保？這不利于農民致富和農村經濟發展，應該鼓勵支持各地探索宅基地流轉和抵押辦法。同時，土地管理法、物權法等法律也要應形勢要求進行修改。

　　“另一個問題就是包括宅基地使用權在內的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問題。”王軼說，這也是物權法起草中爭議較大的一個問題。爭議的結果形成了現在物權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規定：“宅基地使用權的取得、行使和轉讓，適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國家有關規定。”

　　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條的第一款規定“對利用土地進行開發建設是有限制的”，王軼說，除了農民自己在宅基地上建住房、農村一些公共設施的建設以及鄉鎮企業建廠房幾種情況外，如果要在集體土地上進行開發建設，必須先變成國有土地才可以，這樣就限制了集體土地上的建設用地使用權進入土地交易的一級市場進行流轉。

　　“而讓集體土地上的建設用地使用權進入一級市場進行流轉的問題，也涉及到城鄉二元結構的消除問題。”王軼說，“不讓土地流轉，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就出現了我們今天常見的一種現象，外出務工的農民就算一年只回老家一趟，但掙了錢后仍然要回老家蓋一個漂亮的房子，而實際上房子是閑置的，這是一種嚴重的資源浪費。”

　　王軼認為，三中全會公報，在某種意義上進一步明確了物權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立法含義。“比如‘適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當時這么寫就是為了推動土地管理法適應形勢要求進行修改，從而為調整農村的土地制度提供一個法律根據。”王軼說，“我相信，在這個公報出臺后，土地管理法的相關修改工作也一定會參照公報中提出的事項和要求進行修訂。而物權法對這些問題都留出了空間，只要土地管理法修改了，到時物權法再適用這部法律就沒問題了。”

　　在上個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專題協調會上，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厲以寧就指出，當前發展農村經濟的瓶頸是農村金融服務嚴重滯后，而制約農村金融發展的是現行農村產權制度，尤其是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宅基地和住宅不能流轉、不能抵押，不利于農民致富和農村經濟發展。

　　“如果農村的房子、宅基地、耕地都不讓抵押，農民就沒有融資擔保手段。金融機構肯定要考慮交易風險，當要求農民提供擔保時，農民拿什么擔保？”王軼說。

　　小崗村的嚴德友在擴大流轉規模時，就遇到了融資問題。嚴德友曾想過從金融機構貸款，但發現村里除了郵政儲蓄銀行———一個只存不貸的機構，就只有農村信用社了，“農業銀行想都不用想，根本不可能給我們貸款。”

　　嚴德友去了農村信用社，得到的答復大失所望，最高只能貸兩萬元，那對他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厲以寧給出的建議是，“鼓勵支持各地探索宅基地流轉和抵押辦法，保護和實現農民對宅基地的應有權益。”他認為，當前要總結一些地方將宅基地及其上面住宅抵押給信用社或其他農村金融機構進行融資的做法，實現宅基地及其上面建造的住宅的可轉讓性，“最好讓統籌城鄉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

　　再次回到報道開頭提到的廖鳳英身上。她對記者打長途電話詢問“種田的事”頗感詫異。在記者給她簡單解釋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改革的一些精神后，她有些遲疑地問，是不是說以后農民的土地會更值錢了？她有些后悔，也許不該“賣”掉那一擔多谷田。(記者 陳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