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農村“土改”面臨哪些難題？

　　主持人：

　　您看大家都期望對于國家進行新一輪的土地改革，但是對于新一輪的土地改革在有期盼的同時也有各種擔憂，我們不妨來看一下，比如說新土改將會使得土地收益轉向農民手中。就像剛才我們說的，現在有一些既得利益階層，比如說一些地方政府，還有鄉鎮干部，他們會不會變換方式去阻撓這種新一輪的土改？

　　黨國英：

　　如果說是我們假定要做新一輪的土改，有一定的政治高壓，那我想我們這樣一個體制，地方干部，他要阻撓可能不容易，特別是給出我們一個象征性的規定，比如說我們要實行永包制，不是三十年，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它表明國家要以更強大的國家權力去保護農民的利益，所以這個東西可能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我們高層的力量要足夠大，要去醫治多少年來一個力量比較強的東西，就是在多角色的關系當中我們要把力量的平衡關系有一個調整。

　　主持人：

　　這是一種擔心，我們再來看，說新土改對各地農民而言，得益程度會不一樣，比如說城鄉結合部，那塊的農民獲得的土地級差收益就會比較高，那么怎么能夠讓新土改使得全體農民都獲益，而不是產生新的鴻溝？

　　黨國英：

　　是這樣的，之所以講郊區的農民可能獲得收益比較大，它一定是指的耕地要轉向建設用地，如果耕地沒有轉向建設用地，只是耕地，可能邊緣的農區和城鄉是差不多的，比如說大興，它主要是種麥子，它不能搞建設用地，那個關系不大，關鍵就是郊區的地如果要變成建設用地的話，那么才發生了級差收益問題，當然農業當中我也不是說沒有級差收益，但是很大的級差收益一定在建設用地問題當中發生，那么如果發生這樣一個問題，我自己想，就是我們要有一個稅收的調節，假定我們實行自由議價，我們半年的地征了，我們可以討價還價，給你多少征地的補償，或者說干脆我就是要把你這個地拿過來，我們買過來了，要給你付多少地價，如果很高的話怎么辦，的確就是，差距非常大，應該有一個調節的辦法。

　　主持人：

　　我們再來看，說新土改有可能使得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唯一的屏障，所以怎么防止副作用的擴散，比如說會出現城市流民階層，還有城市平民窟這樣的問題，您覺得會出現嗎？

　　黨國英：

　　這個事情它是很多人擔心的，我們可能坐在辦公室想的話，好像這樣的問題很容易發生，因為我們國家可以說這幾十年沒有這樣做，在我們國家找不到一個經驗來說明這個說法，它有沒有道理，但是從別的國家來看，特別是我們觀察日本的情況，我們擔憂的事情剛好相反，不是很多農民把地給賣掉了，然后成了無地的流民進城，不是這樣。相反的情況是什么，農民的地不愿意賣，甚至不愿意出租，他給規模經營造成一些困難，所以出現了相反的問題，日本當時立法的時候曾經擔憂這個，就是防止土地占有的過分集中，兩個集中化，結果后來出現的問題剛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