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風暴是對民意的尊重

　　主持人：

　　應當說在短時間里面是大面積的，而且是接二連三的高級官員受到了免職，或者說是引咎辭職，那么這種大面積的情況，在以往幾乎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媒體用“風暴”這種詞來形容。

　　張羽：

　　確實這次中央問責的力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我們看短短的時間里，兩個正部級干部辭職了，然后被免職的還有副部級干部，像石家莊的市委書記，還有山西省的副省長。可以說中央在這次問責風暴當中是用霹靂手段來顯示了他們治黨理政的一個決心，也是對民意的一個尊重和交代。

　　按理說，我們國家關于黨政干部的辭職和任用有著一個嚴格的規定，比如說這次我們涉及到的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的辭職，在我們黨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當中就有明確的表述，說在安全工作方面存在嚴重失職，連續或多次發生重大責任事故或發生特大責任事故的，這是一條。還有涉及到市場監管、環境保護、社會管理方面，監督嚴重失職的，具體到這些規則來講的話，這次兩個正部級干部的辭職是有案可循的。

　　主持人：

　　按照我們傳統的以往的思路，比如說以三鹿奶粉為例，三鹿奶粉事件應該說是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應當說跟高層的領導干部之間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但是我們看，今天晚上新華社的消息，《新聞聯播》里面也說了，它說的非常明確，石家莊市委書記他負有什么責任？他負有領導責任，對事件未及時上報，處置不力，直接責任，說的非常清晰。

　　另外說國家質檢總局是監管缺失，對此，局長李長江負有領導責任，非常的清晰。

　　張羽：

　　我覺得這次對于三鹿奶粉責任的追究是有層次，有力度，而且速度反應非常快。

　　我們可以看不同層次的責任追究，首先摻入三聚氰氨的犯罪分子，現在有的已經被批準逮捕了，作為企業的管理人，田文華現在已經刑拘了，這是最直接的責任者。

　　剛才也講到，石家莊的市委書記和市長在早早知道情況的情況下，沒有上報，瞞報，造成了事件的進一步擴大，追究了他們的責任，現在是免職，而李長江作為質監局長，現在國家的食品監督管理方面出現了如此嚴重的混亂局面，當時負有領導責任，所以說是辭職。

　　從每一個具體人物來講，都會追究他在這個位置上應該所負的責任，這對公眾是一個交代。

　　作為一個公共權利的掌握者，如果出現了這樣一個傷害公共權利，傷害公共利益的巨大事件，沒有一個具體的人去承擔責任的話，既讓民心不順，同時也代表著對給予你權利的民眾的一種不尊重。

　　主持人：

　　在80年代的時候，在韓國，當時還叫漢城，出現了漢江大橋的倒塌，當時漢城市長引咎辭職，當時在聽到這條消息的時候，很多國內的民眾對這個不理解，因為這個漢江大橋并不是這個行政首長在任的時候修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遲，在阜陽奶粉事件發生的時候，當時問責制只是問責到了當地的一些行政官員，但是這一次我們看到，又往前走了大大的一步，所涉及到的面積之廣，所涉及到的官位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

　　張羽：

　　所以我說這次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央是在用霹靂手段來顯示自己執黨理政的決心，而且要取信于民，顯示了一個責任政府的姿態，應該說追究這些擁有公共權利人的責任是對所有民意的一個交代。

　　主持人：

　　你看，我們在19號和20號的時候，胡錦濤總書記還有溫家寶總理都在不同的場合，點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而且溫家寶總理話說的非常明確，要強化行政問責制，出了問題必須嚴格追究領導責任。我們看，黨和國家領導人非常重視，所以這次出現了大面積的辭職和免職的事件，人們自然就會想，下一次呢，如果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是如此的重視，要一個結果的話，又會是什么樣子？

　　張羽：

　　所以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更引我們深入思考的就是進一步以后，這個風暴過去以后怎么樣。現在我們更多的看到的是由于出現了巨大影響的傷害公共利益的事件，相關責任人被追究了責任，在以后常態的日常生活當中應該怎么樣呢，我們更關注的是問責制如何變成制度化、普及化，貫徹到日常的行動管理過程當中去。

　　形形色色的免職

　　主持人：

　　今天接下來我們的話題要探討的就是問責的標準是什么，因為剛才的討論過程中，我們關注了奶粉事件，以及由此牽涉到的一系列高官的辭職。那么接下來我們就看一個短片，回顧一下近年來辭職的一些高官。

　　(播放短片)

　　主持人：

　　剛才我們從短片中看到的是在過去的幾年時間里面，因為發生了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而發生的引咎辭職或者免職，那么在全國各地還有一些不是重大的事故，發生的一些形形色色的被免職或者辭職的事件。

　　(播放短片)

　　解說：

　　昨晚，深圳市委市政府免除了“9•20”特大火災事故的責任人，龍崗區副區長黃海廣的職務，這起事故造成了43人死亡，88人受傷。

　　9月21號，四川省劍閣縣人事局長曹正直被免職，原因是兩天前，曹局長請人吃飯付帳時，與賣酒老人發生口角，曹正直當場打了賣酒老人兩耳光。

　　9月11號，四川巴中市政府辦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員因為三個字丟了官，因為他們兩天前在中秋節放假通知里把中秋節寫成了端午節，這事迅速被傳至網上，引起了熱議，很快，這三人就接到了問責通報后被免職。

　　重大事故造成人員傷亡的被免了職，喝茅臺打了人的被免了職，公文上寫錯了字的也被免了職。這幾位就是上一周被問責這把上方寶劍斬到的官員，雖然同樣都是丟掉了頭上的這頂烏紗帽，但這幾位遭遇的事兒可真是可謂有大有小，官位有高有低。人們不禁想問問，摘掉烏紗帽的那只問責之手進行處分的遵循標準到底是什么。

　　在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33條里，對于公務員處分的種類里并沒有免職這一項，在該條例的第48條里提高的免職是指的是正常的工作變動。在查閱《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第11章里倒是專門設立了免職、辭職、降職一節，但也指的是正常的工作變動，對于問責免職也沒有明確的寫明標準。

　　找不到明確的規章依據，就難免會對執行標準產生一些疑問。可以發現，媒體在問責中扮演了一個很微妙的角色，有時候官員犯錯的事情不大，但卻因為媒體的報道而被社會廣泛關注，之后受到處分，就像寫文書寫了錯別字的那三位，事情發生之后，迅速被當作笑話傳到網上，造成了社會影響，就不可避免的吞下了免職的苦藥。群眾的反映，領導的關注，媒體的報道，網絡的傳播，在這個時候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但是如果媒體和社會關注了就進行處分，而不關注就睜只眼閉只眼的話，這實在不是長久之計，人們呼吁官員問責標準還是需要一個明確的法規條例來作為依據。

　　同樣，這種失衡還表現在官員被免職的效果當中，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職位，在家休息一段時間后，便想出各種理由，動用人脈，使自己很快官復原職。更有甚者，雖然在此處被免職，卻又跑到別處或者別部門，搖身一變，當起了官。還有些官員，人被免職了，但問題或矛盾不處理完，留下一個爛攤子就走人了，使得問題和矛盾依舊沒有得到絲毫改善。這一切都使問責陷入一個迷局，到底行政問責的行使如何能夠依據一個更加明確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員應該為自己的失誤負起多大的責任，才能體現行政問責制的效果，我們確實有許多的問題急切的需要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