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怎樣才能聽到真話，或者聽到更多的真話，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平常，但在實際上具有深刻理論意義的重要問題。

　　一些地方“真話”為何會“沒有市場”

　　“說真話”是一種社會的德行。這是一種既可以被鼓勵培養，也可能被逐漸消滅的社會德行。換句話說，人在江湖，無論是說真話、聽真話或者說假話、聽假話的偏好選擇，除了先天的本性之外，更是源自后天感染，亦即“習得”或“從俗”。對于一個社會群體而言，通過一定時間的“培養”，說假話就會成為習慣。這種培養的本質，就是當它說真話的時候便受到懲罰，而在“掩飾”與“撒謊”的情況下可以得到好處，至少是可以規避懲罰。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由此得到印證。這其中還有一個更為“哲學”的問題，即一個人“說真話”或“說假話”的習慣本質，究竟是后天習得，還是有先天的基因作用。由此引申開來，如果是后天習得的習慣，那么它是否會因為進化的選擇而進入未來人類的基因？

　　為什么往往“假話有市場”：經濟學視角里的“真話”

　　以經濟學的語言來解釋，說真話是“供給”，聽真話是“需求”。需求決定供給，如果沒有足夠的需求，那么關于“真話”的“供給”必定趨于萎縮。換言之，“真話”的供給取決于需求。在一個根本不存在“真話”需求的社會環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有價值的“真話”的供給。反之亦然，如果在一個市場環境中，說假話成為風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那么作為“供給”的假話便會大行其道，這就是坊間百姓所深惡痛絕但卻基本無力改變的“假話有市場”。前些年在某些地方的統計數字中，“摻水”現象嚴重，省市領導機關發布文件要求“擠出”經濟發展數據中的水分，竟會成為重要的“新聞”，足見“說假話成風”問題的嚴重性和普遍性。

　　按照法制社會“公序良俗”的原則，即文明人類的道德共識，“說假話”是“不好的”；終其極致的“假話”，便是違法。若從“凡事必有成本”的角度考察，無論說真話還是說假話，都會有“成本”的付出。說真話的成本，是“守法成本”，說假話產生的付出，就是“違法成本”。當說真話的人不斷受到懲罰，也就是要付出更高的“守法成本”的時候，真話便會絕跡，而假話必然盛行。人們形容一個社會的狀態，可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也可以說在某些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假話沒有市場”。反之亦然，在有些社會環境中，也可以形成“真話沒有市場”的局面。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公序良俗的概念逐漸擴展到經濟領域，即為了調整當事人之間的契約關系，而對經濟自由予以限制的公序。按照現代經濟學已經闡明的規律，一個市場風格的形成，主要取決于統轄并調節控制這一市場的“制度”。“假話”相當于商品意義上的“假冒偽劣”，在一個鼓勵“假話”的市場中，“真話”只能退出。而當一個制度體系不再遵循“公序良俗”原則的時候，這個體制所代表的社會便沒有真話可言。

　　在涉及環境問題的諸多制約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說真話與說假話的問題也是“環保”問題。自然界里的生物，包括人，賴以棲身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受到毒害，被稱作“環境污染”；而假話成風，受到污染的則是社會人群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科學家經過長期的研究得出結論：解決環境保護問題的關鍵，既不是金錢，也不是技術，而是制度。換句話說，在涉及環境問題的諸多制約因素中，制度因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這個結論，在解釋或者解決因為“假話”造成的社會污染方面也完全適用。在宏觀討論的層面，沒有真正得到凈化的制度，就沒有真話的市場。說真話的市場不能形成，因為“說假話”而造成的社會污染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

　　另一方面，在微觀層面，干部要想聽到真話，進而聽到更多的真話，最為首要的先決條件，是我們的干部本人必須出以公心，“希望”聽到真話，從而在自己負責的“一畝三分地”不斷培育“真話”的市場。希望聽到真話的干部，通常自己也傾向于“說真話”，或者選擇“不說假話”。 (龔益)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