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民主就沒有思想解放

　　星期柒新聞周刊：年初你去廣東考察，曾說解放思想首先需要民主。

　　胡福明：對。什么叫思想解放。破除落后的、過時的、錯誤的觀念，提出新理念、新觀點、新思想。如果你只是講了一些老話、套話，不講新話，那不叫解放思想。你講新話，講新觀點、新思想，就要有言論自由，就要有表達權。知識分子、人民群眾沒有表達權行嗎？言論自由是民主的最低要求，如果連言論自由都沒有，怎么解放思想啊？！講老話、空話、套話，那叫解放思想嗎？鄧小平講得很清楚，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歷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都是民主運動。五四運動是不是思想解放運動，是不是民主運動啊？真理標準討論是不是思想解放運動，是不是民主運動啊？真理標準大討論，全國廣大干部、廣大知識分子、廣大人民群眾都來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來批評兩個凡是，都來議論文化大革命對了還是錯了，都來議論天安門事件該不該平反，鄧小平該不該出來工作，劉少奇該不該平反，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否定，這是不是討論國家大事啊？這是不是共論國是啊？那這是不是民主啊？這是歷史上空前的人民民主大發揚，黨內民主大發揚。建國以來沒有過，建國以前也沒有這種規模的民主運動。正因為有了這場民主運動，才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有了撥亂反正，才有了改革開放的30年。思想解放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思想解放是內容，民主是權利。人民群眾沒有民主權利，是無法實現思想解放的。沒有民主就沒有思想解放。而民主是人民群眾講自己要講的話，講自己的心里話、講真話，按一個口徑講話，那不叫民主。民主不是奉命講話，如果是奉命按一個調子講話，念報紙、念文件、喊口號，叫民主嗎？

　　星期柒新聞周刊：互聯網已經越來越成為民意的一個表達渠道，你對互聯網怎么看？

　　胡福明：互聯網是一種新的民主形式。我要說，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歡不喜歡，互聯網這種民主形式還要發展，最好的方法是參與和引導。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應該歡迎這種形式。

　　星期柒新聞周刊：年初，國內許多省份的領導干部主動要求輿論監督，被譽為“新政”，你對輿論監督怎么看？

　　胡福明：輿論監督是民主監督的一種形式，當然應該發揚，這是一件好事啊，非常值得歡迎。現在的問題是知情權還不夠，所以輿論監督還很難。我強調要搞新聞立法。我當全國人大代表的時候，曾經和一些代表一起聯名提交議案要求新聞立法。用法來管理新聞不是更好嘛。依法治國嘛。新聞法一方面可以規范新聞單位的行為，也可以規范領導部門的行為。依法治國，這里的法當然也應該包括新聞法。

　　記者手記

　　采訪胡福明是春節前就定下來的。

　　他人在南京，約到他并不是難事。之所以拖到本周四才做，是一直想找到一個最佳的“題目”，也就是搞清楚把采訪的重點落在哪里。

　　在目睹了十數個媒體的采訪文本后，記者終于心里有了底：做當下。

　　記者用的是排除法，當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把30年前那篇著名文章的誕生始末作為采訪主線之后，記者決定繞開已經成為過去的1978，直面正在進行中的2008。

　　放棄回顧，做新聞。

　　“你想要問的問題，統統端出來。”可能是胡福明已經對之前千篇一律的問答，感到了厭煩(即便是“想到了坐牢”這樣精彩無比的句子，重復了十數遍后，想必也打了折扣)，所以當他得知記者不談往事，只談當下的意圖后，欣然應允。

　　“聽說年初你去了一趟廣東？”這是記者問的第一個問題。

　　“我去給他們加了一把火。”這是他的第一個回答。

　　讓一個30年前催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人，和正在進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見面”、碰撞，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歷史與現實相遇總是會發生些什么的。況且這歷史并不是塵封于遙遠記憶中的一本書——30年前，它曾經是現實；30年后，它依然是現實的一部分。它依然在呼吸。它是活的。

　　雖然沒有直接觸碰1978，但是從他嘴里說出的每一個字詞，都染上了歲月的痕跡。所謂歷史感、縱深感，也在不經意間形成。

　　1978年，43歲；2008年，73歲。時間沒有眷顧他，雖然30年前，他曾一馬當先，真理在握，可是時間也沒有損害他，他依然敢說敢言，義無反顧。

　　“沒有民主就沒有思想解放。”

　　他滿頭白發，卻依然年輕。（記者 倪寧寧）

　　-胡福明足跡

　　這個春天，他為思想解放而奔波

　　2月21日 在廣州“青年論壇”發表題為《解放思想 青年先鋒》的演講。

　　4月11日 在杭州發表題為《真理標準討論與改革開放》的演講。

　　4月15日 在無錫接受《無錫日報》采訪。

　　4月17日 在上海參加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研究年度論壇。

　　4月18日 在深圳發表題為《解放思想與改革開放》的演講。

　　今年春節以后，陸續接受《廣州日報》、《南方日報》、廣東電視臺、東方衛視、鳳凰衛視、《羊城晚報》、《深圳日報》、《瞭望》周刊、《半月談》、《揚子晚報》、《大眾日報》、香港《大公報》等眾多媒體的專訪。

　　-延伸閱讀

　　真理1978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天新華社轉發，次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予以轉載。這篇文章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這是從根本上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這篇文章在全黨引起了強烈反響，同時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和譴責。從而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大討論。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后，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阻礙撥亂反正工作的進行。

　　1977年2月，“兩個凡是”一公開提出，就引起了廣大干部特別是老干部的憂慮。鄧小平最早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他在1977年4月10日給黨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同年7月，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個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原則。

　　1977年底，中央黨校根據胡耀邦的意見，明確規定研究黨的歷史要遵守兩條原則，一條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的有關指示；一條是以實踐為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至此，一場判斷思想是非、理論是非標準問題的思想政治領域的大討論已不可避免。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發表了由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登了此文，當天新華社轉發，次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予以轉載，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報紙也陸續予以轉載。這篇文章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這是從根本上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這篇文章在全黨引起了強烈反響，同時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和譴責，從而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大討論。這一討論得到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積極支持。

　　這場討論打破了長期以來個人崇拜、教條主義的枷鎖對全黨的束縛，是五四運動以來又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于正確地堅持毛澤東思想，對于端正黨的思想路線，推動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發揮了直接的促進作用和影響，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高度評價了這場討論的偉大意義，他說：“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場討論“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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