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悶熱，南京大學哲學系樓前人影稀疏，看起來空蕩蕩的。胡福明和好友姚誠埋頭走上樓前的臺階，兩人都顯得心事重重。

　　姚誠對胡福明說：“你現在是過河卒子，只能進，不能退了。”話語間不無悲壯之感。引發兩人不安的是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該文的作者。“文章寫好后，此生不得安寧了。”胡福明自己也是這樣說。

　　事實上，從這篇文章開始，不僅胡沒有了“安寧”，幾乎整個中國都被投入一個浪潮——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并由此引發了這個古老國家當代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次變革。直至今日，這位頭發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躍在各地的講臺上，演講的題目多和“解放思想”相關。

　　[背景] “兩個凡是”逼出來的思考

　　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下簡稱《實》)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名老師，每天固定上下班，講課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費什么腦子”。

　　“不是我們沒想法，是現實不允許我們有所想法。”南大商學院退休教授姚誠當時和胡一起在哲學系任教。據姚介紹，“文革”以前，知識分子經過不斷的改造，思想禁錮得非常厲害。老師講課，講稿上很少用自己的話，它被要求每一句話都要有根據，否則就是離經叛道。

　　盡管小心謹慎，但“文革”開始后，這幫年輕教師還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亞明黑幫”的一分子(匡亞明時任南京大學校長，被指犯修正主義錯誤)。批斗、游街、掃廁所等，胡福明吃盡苦頭。其他老師也未能幸免。相關資料顯示，當年，該校先后有1500多名教職工被打倒。

　　對于胡福明等而言，肉體上的折磨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疑惑和摧殘更讓人心痛。

　　“一個少年時代就入黨的黨員，不知道自己正面臨怎樣的風雨、怎樣的世面以及怎樣的明天。”著名學者、時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的葛林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這是他們那時一幫根正苗紅的青年知識分子的集體困惑。

　　現實逼迫他們開始獨立思考。當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后，性情溫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態，積極投入到批判“四人幫”的斗爭中。

　　在南大揭批“四人幫”的第一次大會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講；在江蘇省揭批“四人幫”的第一次萬人大會上，胡又是第一個站出來發言。從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學學報》連續發表多篇文章，諸如《評張春橋的“全面專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批判唯生產力論就是反對歷史唯物論》等,對“四人幫”一陣窮追猛打。

　　據姚誠的回憶，當時南大還有個叫舒海青的青年教師，帶著學生到了南京下關火車站，在一列由南京開往北京的火車上，用瀝青刷標語，內容是“打倒四人幫”之類，引起全國反響。經歷了十年磨難和挫折之后，人們對新生活的企盼由此可見一斑。

　　但是這波熱潮很快降溫。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出臺，中國前景再蒙陰影。

　　[寫作] 醫院中構思療救中國的長文

　　“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一個理論工作者的本性，讓他想得更多。”姚誠這樣評價彼時的好友胡福明。

　　“‘兩個凡是’的本質是什么？就是要維護‘文革’路線，”胡福明回憶。他認為，當時的黨、國家和民族，已處在一個十分危急的路口。

　　胡福明選擇向“兩個凡是”“開火”。“批判是我的職責所在，‘兩個凡是’是唯心主義，是沒有道理的，即使為此坐幾天牢也不要緊，歷史會為我平反的。”

　　“兩個凡是”是兩報一刊的社論主題，很明顯就是當時中央的方針，要直接批它，危險性顯而易見。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繞了個彎子”，為“兩個凡是”找了一個“替身”，選擇當時流行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謬論作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選擇了打“語錄戰”——文章主要論點，都引用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和《實踐論》的一段話，來闡明“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主要論點；并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話來說明，他們都是自覺運用實踐標準來檢驗自己理論的。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題、觀點、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動手收集研究材料、擬定提綱時，胡福明妻子檢查出腫瘤，被送進了江蘇省人民醫院，要住院手術。

　　那段時間剛好是南京最熱的時候。晚上，胡福明在醫院，高溫酷暑，難以入睡，腦子里又記掛著寫文章。于是，他把馬列著作和《毛澤東選集》等書拿到醫院，借走廊上的燈閱讀，挑選語錄、資料，蹲著身子在椅子上草擬文章提綱，寫出每一部分的論點、語錄、論證材料，記下引文的出處等。

　　就這樣，胡福明寫得很細，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張椅子拼起來睡一會。經過了五六天，提綱寫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幾經修改，當年8月，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見報時，題目被光明日報編輯加了“唯一”二字)的8000字長文寫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報哲學組編輯王強華的約稿，于是9月初將文章寄到了北京。

　　對照當時嚴峻的社會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寧了。”

　　[發表]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四個月，胡福明沒有收到關于文章的一點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來信，寄信者正是王強華。王在信中說：《實》一文，“已粗粗編一下，文章提的問題比較尖銳，分寸上請仔細掌握，不要使人有馬列主義‘過時’論之感。”

　　胡福明感覺還有戲，便將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光明日報新任總編輯楊西光看見這篇文章后非常高興，認為放在哲學版發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為重要文章發表。“但是，文章還要修改，要加強聯系實際，以更有戰斗性。”

　　胡介紹，為了《實》一文，胡福明和楊西光有一次深談。楊西光說：不久前，他在中央黨校學習，學習結束時，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報工作(此前楊是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復旦大學黨委書記)。

　　胡耀邦對楊西光說，北京四大報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積極揭批“四人幫”、推動撥亂反正的；紅旗雜志、光明日報是執行“兩個凡是”的，“現在要你去光明日報工作，就是要去改變光明日報的面貌，把二比二變成三比一”。

　　“光明日報要改變面貌，就從這篇文章開始。”楊西光告訴胡福明，“這篇文章，要請胡耀邦同志審定，他站得高。”楊還告知了文章的發表計劃：“先由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內部發表，第二天光明日報公開發表。隨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新華社向全國發通稿。”

　　“這時我才知道，圍繞真理標準這篇文章，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計劃。它已遠遠超出在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的范圍。”胡福明回憶說。

　　楊西光還給胡福明提了個要求。楊說：“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個問題。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義發表，而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這樣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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