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其實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應該是一個沒有國界的準則，但是我們卻遺憾地看到，除了這次拉薩事件以外，在以往的一些新聞報道中，西方媒體對我們國家的報道也有失實的地方，那您覺得造成這種現象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

　　喻國明：因為西方媒介一貫是以西方價值中心論作為它圖解、理解世界，觀察世界的一個基本的把關標準，審美標準，是非標準，所以出現一些對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一些意識形態跟它不同的國家的一些角度上的、邏輯上的這種差異本身，其實也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的這樣的一種對發展中國家和對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一種雙重標準實際上是他們始終都存在著的，比如說我們可以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說在法國，前不久法國騷亂的時候，法國作為他們的西方盟友，他們對于那個騷亂的群眾直接指稱的就是暴徒，對于政府本身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他們都是持寬容和積極的態度，但是對于在我們中國西藏發生的這樣的一個事情，明明是暴徒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在傷害老百姓的生命，襲擊各種各樣的店鋪和國家機關，這樣的一種明顯的犯罪行為本身，他們的這種指稱可能明顯是跟法國的騷亂報道當中他們的用語、他們的邏輯和他們的傾向明顯是不同的。

　　記者：類似拉薩事件這樣的一些失實報道，這次不是第一次發生，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那么以后在面對類似的事件的時候，我們的民眾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來面對呢？

　　喻國明：對于這樣的一種歪曲報道也好，失實報道也好，我想我們中國的公眾包括政府在內，我們的心態要更加理性，僅僅情緒化的反應，僅僅說對方是誣蔑，對方是造謠本身我覺得是不夠的。尤其是在國際的傳播領域里面，西方媒體所建立起來的那一套規則，以及它所占有的份額，基本上是由西方媒介它的文化，它的價值觀所構成的，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現實，因此，我們如何來打破這樣的一個西方媒介的這種話語霸權，我想用多種多樣的方式，第一就是我們自己媒體的聲音，要逐漸隨著我們的政治實力、經濟實力的增強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第二，要動員多種多樣的社會力量來進行公民外交這種渠道，因為傳播本身并不一定僅僅是通過新聞媒介來傳播，公民之間的交往，學者之間的交往，社會各個行業之間的交往同樣也是傳播構成的最重要的要素，這種公民外交事實上現在地位越來越重要，它形成它的這種壓力也好，形成它的影響力也好，其實有的時候比政府外交可能起的作用還要大。

　　尹韻公：我們也要學會利用現代最新的傳播技術，比如說互聯網，以后手機還會發展，你看我們也可以像很多中國人，比如像今天的加拿大和德國的留學生一樣，他們會自發地出來表達對這種不公平的對待中國這種抗議，利用這種方式來展示我們中國，真實的中國。

　　面對此次在拉薩事件中，部分西方媒體的失實報道，也許法國的《歐洲時報》21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文章說：如同炒作"中國威脅""中國間諜""中國玩具""達爾富爾"等議題一樣，進一步暴露出深藏于西方輿論之中的一貫的、對待中國問題的雙重標準。

　　新加坡《聯合早報》同日發表的評論員文章也指出：很多西方人為騷亂者尋找開脫之詞，甚至予以合理化和正當化，但事實上，"藏獨"勢力早已將自己的動機廣告于天下。

　　最后，我們以"反CNN"網站的一句話來結束今天的節目：我們并不反對媒體本身，我們只反對某些媒體的不客觀報道；我們并不反對西方人民，但是我們反對偏見。

[上一頁]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