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遼寧省鐵嶺市委宣布，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因在“進京拘傳記者”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領(lǐng)導責任，責令其引咎辭職。

　　一場弄得沸沸揚揚的“進京拘傳記者”鬧劇，終于在農(nóng)歷大年三十前夕有了個官方說法。盡管，鐵嶺市委選擇在春節(jié)到來的頭兩天發(fā)布這一消息，令人懷疑是想讓春節(jié)的歡樂、祥和氣氛沖淡人們對這一事件的關(guān)注，但不管怎樣畢竟給了公眾一個積極回應。所以，鐵嶺市委的做法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不過在我看來，張志國被責令引咎辭職，并未給這一事件劃上圓滿的句號。在“進京拘傳記者”過程中，相信大家對縣委宣傳部部長李福路的表現(xiàn)仍會記憶猶新。李福路不僅和縣政法委書記周某及多名警察親赴北京“拘人”，而且還公開否認立案和張志國有關(guān)，為“主子”唱贊歌。他宣稱“我們張書記是寬宏大量的人。他曾說，報道對我個人有什么損失不算什么，但不能因此讓我個人對西豐發(fā)展付出的汗水付之東流”。

　　現(xiàn)在，鐵嶺市委通過調(diào)查認定，在“西豐事件”中，張志國同意縣公安局立案并拘傳記者。雖說，在當下“一把手”權(quán)力至高無上的語境中，作為下級奉命行事，固然存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一面，但問題是，李福路居然可以睜著眼睛說瞎話，公開宣傳張志國的所謂“寬宏大量”，將頂頭上司描繪得如何了得。如此罔顧事實，喪失原則立場的行為，只能說明他和張志國是一丘之壑。這樣的人，難道不應該引咎辭職嗎？

　　由此，聯(lián)想到已落馬的原郴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樊甲生。2006年夏天，在原市委書記李大倫被查后不久，樊甲生以市委宣傳部名義下發(fā)了一個“三不準”文件：不準給外來媒體提供新聞線索；不準接待外來媒體記者；不準與外來媒體記者串聯(lián)、合作等。樊甲生試圖以此阻斷所有與官商勾結(jié)有關(guān)的信息傳播渠道，確保包括他本人在內(nèi)的涉案官員實現(xiàn)“軟著陸”。(《財經(jīng)》雜志2007年7月12日：《被控三項罪名 郴州“三不準”宣傳部長一審開庭》)試想，如果不是自己的屁股不干凈，樊甲生會不會僅僅因為那個“三不準”而受到司法追究？我看多半不會。從樊甲生到李福路，事實一再告訴我們，在一些公共事件的信息發(fā)布過程中，極個別宣傳部門的主政官員之所以敢鋌而走險、欺上瞞下，關(guān)鍵在于他們早已和“問題官員”坐在一條船上，成為利益共同體，替“一把手”分憂就是為自己謀福利，指望這些官員堅持原則，嚴格按照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辦事無異于于虎謀皮。(徐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