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報道遭遇報道對象質疑，并非什么新聞，然而一如“西豐事件”那樣極具戲劇性者，卻著實少見。

　　1月1日，《法人》雜志刊發了記者朱文娜一篇題為《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的文章，涉及當地縣委書記。3天后，西豐縣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員攜帶立案文書和拘傳文書，到北京《法人》雜志編輯部，以涉嫌誹謗，要求拘傳朱文娜。

　　和剛剛“撥亂反正”的“綏德事件”一樣，“西豐事件”一經曝光，輿論洶涌，批評潮起。輿論的聚光燈下，“西豐事件”將如何發展？是司法介入下的判決，還是行政干預下的化解？

　　相當多輿論監督效力是通過行政干預實現的。這當然大快人心，但是司法領域的缺席或反應遲緩，以及當事人缺乏通過司法解決的意識，也讓我們略有缺憾。

　　“黑磚窯事件”獲得突破性進展，系輿論監督先行，而真正使事件得以最快速度進入司法程序的，卻是來自黨中央、國務院的嚴令。新近“綏德事件”的撥亂反正，也取決于上級行政領導對輿論監督的積極態度。

　　輿論監督先行，是我們這個孜孜以求健全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的社會的一個特征。而這，很大程度上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突破，源自網民的參與熱情。

　　然而，面對輿論監督，西豐縣快速的“司法反應”卻有以權代法的嫌疑。何況據報道，所謂涉嫌“誹謗”，被“誹謗”的對象，即縣委書記本人聲稱并未起訴，不知罪名如何“坐實”？

　　這讓我們思考，司法究竟應該如何介入輿論監督事件？

　　“西豐事件”不是沒有“司法解決”的合理途徑——從單純的輿論審視到公正的司法審判。如果，縣委書記真的認定記者誹謗，不是不可以起訴，記者也不是不可以應訴。法庭之上，當事雙方擺事實，講道理，公開審理，孰是孰非，法律說了算。

　　事實上，輿論監督之下，當事人如何運用法律武器，司法如何主動介入跟進，成為健全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否則，權力監督就不完善。

　　即如不久前的“綏德事件”，目前皆大歡喜的結局，也許并非輿論監督最好的結果——僅僅縣公安局、教育局關于拘留決定和停職處分的撤銷令，就能撤回對校長高勇的傷害嗎？僅僅縣長一句“對不起”，就能夠消弭官員心中的特權意識嗎？只要上級領導不較真，司法就不會介入，輿論監督也不過是一時風波，道個歉或者寫個檢查，也就過去了？

　　因此，期望“西豐事件”不再只是輿論壓力之下行政協調的收場，而能有法律的公正判決。這不僅對涉案各方、對廣大讀者也是一個交代。

　　畢竟，當輿論監督登場之后，司法機構非但不應成為某些官員的私有權杖，也不應側立一旁保持沉默，這是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