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風暴”其實都是跟在突發事件和被動形勢后面的“亡羊補牢”；每一次，“風暴”都未能如愿變成常規性制度固定下來；每一次，“風暴”能改變的都遠遠不如人們期待的多

　　自從松花江事件起，平均兩天就發生一起水污染事故。近年發生的環境群體性事件中，50%以上因水而起。在“水”的問題上，增長與環境的矛盾短兵相接。

　　“在‘水’的問題上，已沒有任何回旋余地了。”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昨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中國如今的水污染問題，不是技術問題，不是資金問題，而是體制問題，是該告別“風暴”尋找新路的時候了。

　　《第一財經日報》：今夏連續爆發的水污染危機最令人關注。幾個月來，媒體和公眾都在問：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錢，那么長時間，下了那么大決心，大江大河大湖的水質還是沒有根本好轉？身為環保總局的副局長，你個人對水污染有哪些切身的感受？

　　潘岳：22年前，第一次去滇池，作為環境方面的記者，想寫一篇關于水治理的報道。當時的滇池雖有些污染，但水質基本還說得過去。

　　22年后，2007年夏天，我在《北京青年報》頭版上看到滇池的照片，綠油漆般的臭水沖刷著湖岸。那個口岸正是我當年去過的地方。

　　22年中，中國的經濟實力、社會結構乃至精神價值發生了重大轉折。“現代化”是中國人一百六十年的夢。中國今日之GDP總量、外匯儲備似乎都證明了這一夢想的實現。但嚴峻的環境資源現狀(這在傳統GDP統計中看不到)，會使我們警醒，現代化夢想仍未完全實現。

　　《第一財經日報》：“流域限批”的第一階段已結束。環保總局日前還公布了首批“解限”名單。讓人擔心的是，解除限批后，那些治污設施會不會真正運營？新上的項目會不會履行環保承諾？

　　潘岳：4年以來，媒體把環保總局的執法行動稱作“風暴”。這個名字很浪漫，但現實卻是一場沒有絲毫浪漫色彩的、漫長而艱辛的拉鋸戰。從第一次關停沒有做環評的30家特大項目開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對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業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為目的的區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藍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風暴”其實都是跟在突發事件和被動形勢后面的“亡羊補牢”；每一次，“風暴”都未能如愿變成常規性制度固定下來；每一次，“風暴”能改變的都遠遠不如人們期待的多。

　　是該告別“風暴”尋找新路的時候了。什么是新路？是制度建設。在環保復位的過程中，“風暴”是必需的，因為它的強勢，才能夠在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環保的權威；但“風暴”再強，也還是傳統的行政手段，沒有改變現有的游戲規則。我們需要的，是更長久、更富全局性的解決方案。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經反復協調，“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訂草案”終于出臺了；環保總局前不久又和人民銀行、銀監會聯合推出了“綠色信貸”，環保第一次在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中成為一個“關鍵詞”。

　　這只是開始。下一步，將聯合財政部開展環境財稅政策、生態補償政策等課題的研究和試點；將聯合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進行環保核查，評價其環境績效；將聯合保監會，在環境事故高發的企業和區域推行環境污染責任險；將聯合商務部，限制不履行環保責任的企業產品出口。

　　《第一財經日報》：建設制度比刮“環保風暴”是不是更難？

　　潘岳：制度建設比“風暴”更為艱辛。在“花瓶”和“令箭”之間，在不同部門、地方和行業的利益沖突之間，在人們過高的期望和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結果之間，亦有夭折的可能。我們不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因為遭遇過挫折與失敗，所以深知接下來的這段路，需要更多的冷靜和堅忍。

　　如果短期內無法完成這樣巨大的調整，那么設立一套對官員的環境考核和問責制度，就是次優選擇。對于環保部門自己來說，目前急需環境執法和監測系統的垂直運作。(章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