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國家環保總局正研究制定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昨日在“第十二屆綠色中國論壇”上強調不能因為一個部門或一個地區的利益，而使有利于更大公共利益的政策實施受到阻礙。

　　潘岳還表示：“從我局與各宏觀經濟部門合作情況看，一年內出臺若干項政策；兩年內完成主要政策試點；四年內初步形成中國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是可以預期的。”

　　環保成敗重在制度創新

　　環保總局最近幾年來掀起環保風暴、采用區域限批等方式來干預對環境的破壞，收到很好的效果。然而，潘岳昨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卻表示：“這些全是行政手段，是現有法規制度框架內的最大創新，雖然在短時間內立竿見影，但長期效果卻十分有限。”

　　潘岳稱，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除了環境指標的考核問責制度未到位外，從經濟上講，還缺乏一套激勵各級政府和企業長期有效配置環境資源的機制。

　　今年年初，環保總局就公開表示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環境政策，運用價格、稅收、財政、信貸、收費、保險等經濟手段，調節或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以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

　　潘岳認為，與傳統的行政手段“外部約束”相比，環境經濟政策是一種“內在約束”力量，具有促進環保技術創新、增強市場競爭力、降低環境治理與行政監控成本等優點。

　　潘岳說，我國目前環境經濟手段很少，更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獨立的政策體系。原因之一是沒算好兩筆賬。一筆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發展下去，也就是不實行環境經濟新政策，我們重化工業的發展空間還有多大，還將付出多少環境資源代價？第二筆是實行了環境經濟新政策后，我們的GDP增長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實施和增長模式轉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能否承受得起？

　　“算不清這兩筆賬，決策起來就少了些科學依據。兩贏的道路變成了兩難的選擇。”潘岳說，形勢不允許在“萬事俱備”下再去實施那些理想的環境經濟政策，只能邊算賬、邊研究、邊試點、邊總結，聯合各方力量推動建立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框架。

　　著手落實七項政策

　　這個政策體系包括環境稅、環境收費、綠色資本市場、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綠色貿易、綠色保險等七個方面內容。

　　在征收環境稅方面，將涉及專項環境稅、與環境相關的資源能源稅和稅收優惠，以及消除不利于環保的補貼政策和收費政策。據透露，環保總局近日已向財政部門提供了第一批“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化工產品的黑名單。

　　潘岳還透露，環保總局正研究獨立型的環境稅方案。目前已建議稅務部門對生產重污染的產品征收環境污染稅，未來將進一步研究開征污染排放稅與一般環境稅，條件成熟時還可設計不同的碳稅政策。而國家稅務總局地方稅務司副司長曹聰透露，財政部也已考慮開征環境保護稅。

　　在環境收費方面，環保總局提出，落實污染者收費的政策，包括完善排污收費政策、提高污水處理費征收標準、促進電廠脫硫、推進垃圾處理收費等。不僅如此，環保總局已與人民銀行、銀監會和證監會合作，推行“綠色貸款”或“綠色政策性貸款”，建立起綠色資本市場。

　　而且環保總局將聯合有關部門出臺有關發達地區對不發達地區、城市對鄉村、富裕人群對貧困人群、下游對上游、受益方對受損方、“兩高”產業對環保產業進行以財政轉移支付手段為主的生態補償政策。

　　除此之外，環保總局已與保監會成立合作機制，準備在有條件的地區和環境危險程度高、社會影響大的行業，聯合開展試點。同時共同推進環境風險責任的強制保險立法。

　　企業表示接受“新政”

　　在昨日的論壇上，華能集團綠色煤電公司總經理蘇文斌專門作了《推動綠色煤電戰略，亟須環境經濟政策支持》的演講，對環境“新政”表示支持。

　　蘇文斌稱，雖然“綠色煤電”能夠實現包括二氧化碳在內的污染物的近零排放，但由于建設和運行成本遠高于常規燃煤機組，污染物減排獲得的收益難以彌補成本增加，制約了其發展。經測算，僅“綠色煤電”計劃的第一階段IGCC示范電站的單位工程造價比常規燃煤機組高50%，運行成本比常規燃煤機組高35%。

　　“如果沒有環境經濟政策的支持，‘綠色煤電’項目將面臨巨大的經營壓力。”蘇文斌說。渣打銀行中國公司企業及金融客戶部總經理許維中也表示，在發展業務的同時，通過貸款業務評估借貸方，盡力消除業務項目對于生態系統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我們希望通過市場機制來運作，能夠確保經營活動的可持續發展。”杜邦中國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李青表示，希望政府能夠認可和鼓勵企業在循環經濟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企業應當承擔防治環境污染的第一責任。”國家質檢總局法規司司長劉兆彬昨日在演講時稱，既不能實行“交費污染”，也不能實行“交稅污染”。他認為，再好的體制、機制和法制，都不如企業的自覺防治。要真正解決環保問題，最重要、最根本的在于企業。(章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