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一個集體主義的年代，愛心也被有效地整合進了政府行政，“一方有難，八方援”，成為計劃體制威力在愛心上最為有力的展現

　　記者/何忠洲

　　在民間慈善舉步維艱之際，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慈善活動迎風而上。

　　今年6月，山東威海市委市政府發起“慈善月”活動，以行政方式層層推進募捐行動，各單位募捐成績被納入績效考核。

　　今年3月，為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等，貴州黔西縣在全縣展開了一場“捐資助困、奉獻愛心”的公益活動，為全縣貧困人口捐款。

　　2006年11月，河南項城政府宣稱，要投資6500萬元對袁世凱舊居進行維修保護，為此，市里動員各單位職工捐款。

　　之前媒體更有連篇累牘的報道：江蘇省贛榆縣政府辦和縣財政局以縣財政緊張為由，決定停發在職干部職工一個月的工資作為借款；山西平遙縣為了實現村村通油路，向所有吃財政飯的干部征收一個月的工資作為修路資金……

　　這一幕幕，對每個中國人來說也許都不陌生：讀書時，老師宣布，“為xx捐款，每個人請交上xx元，班長收后統一交上來。”工作時，單位要統一收xx以向災區人民獻愛心；回家時，居委會找上門來，要……

　　在一個集體主義的年代，愛心也被有效的整合進了政府行政，“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成為計劃體制威力在愛心上最為有力的展現。

　　就是在市場經濟已經彌散于人們生活的今天，政府的愛心推動仍然具有不可小覷的力量：

　　威海“慈善月”，短短10天，募捐現金近2000萬元，企業認捐基金超過10億。威海市民政局說，該市募捐工作出現“你追我趕的生動局面”。

　　貴州黔西縣，短短2個月時間，活動共接到捐款1100萬元，捐款人數達到15199人。

　　惟一不同之處在于，今日，他們遭到前所未有的抵制與非議。

　　就在威海“慈善月”收盤之際，媒體評論聚焦，直指“強制捐款背后的家長制作風”。甚至捐款的當事人，也有著相當的抵制。《新京報》的報道說，月收入1500元的威海市財政局大廈物業管理服務中心水電維修工人張樹森，在回家向老婆討要500元的捐款時，老婆說：“什么時候要捐老婆，把我也捐了吧。”

　　而河南項城袁世凱舊居的修復，甚至遭到袁氏后人的抵制：“政府讓我們這些袁氏后人盡量多捐，超過1萬元者可以在碑上刻上名字。我們都是普通的工薪階層，不是很有錢。可從當地政府傳出來的說法是，這是為我們袁家老祖宗修的，全市人民都捐了，如果我們這些后人不捐，政府的意思是以后回來不接待……”

　　對于慈善，更為現實的問題是：政府的“愛心推手”直接扼殺了愛心的慈善本意。

　　政府的愛心悖論

　　但是，在針對地方政府的種種指責中，很難說他們到底應該有著怎樣的承擔。

　　一些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

　　威海“慈善月”的理由正當而明確，市民政局局長趙香春掌握的數據是，在發達國家，慈善事業等第三次分配的總量約占GDP的3%～5%，我國目前只有0.1%，威海市為0.03%；

　　項城的袁世凱故居，事關當地旅游與文化建設，更明擺著6500萬的資金缺口。

　　而諸如下崗職工幫困基金 、工會基金、希望工程捐款、殘疾人基金、血防基金等等，每一項都迫切需要，名正言順。

　　這正是中國當前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官方資料顯示，目前，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約3000萬，城鎮失業下崗者中的貧困人口約3000萬，加上殘疾人、受災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難者，需要社會救助的人口超過13億總人口的10%以上。

　　盡管中國政府表態，將加大對基礎教育、公共醫療投入，“政策更多地向農村傾斜,把投資更多地向農村轉移”，但是，毫無疑問，對那些突發事件中不幸遇難者、對先天殘疾急需幫助者，政府的力量很多時候仍然是鞭長莫及。

　　而當這些問題擺在面前時，無論是出于臉面、政績還是人道，地方政府都處于聚焦的目光下。

　　而且，我們甚至很難說，在地方政府“愛心推手”中，他們到底有多大的獲利。

　　在捐款時，地方政府的官員們也往往要起帶頭作用。政府“指標”的層層分解，首先將落實到組織內易被掌握的公務員身上。

　　5月28日，在威海市“慈善月”活動動員大會上，參加會議的市五套班子領導及出差在外、委托他人捐款的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培廷率先捐款5.3萬元；市委辦公室全體機關干部捐款4.44萬元。5月29日，市民政系統捐款6.54萬元……

　　河南項城，記者從當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員那里了解到，普通工作人員要求捐100元，副科級200元，正科級500元，副處級1000元。

　　這種捐款指標的層級劃分，雖然在很多民眾眼里，更多地被收入差距沖淡，但是對于很多收入并不高的公務員，仍然是一個極大的壓力。

　　更何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捐贈法》第四條：“捐贈應是自愿的，禁止強行攤派或變相攤派”。這使得被曝光“愛心”地方政府，無一不對外解釋:政府只是動員，并沒有強迫，捐款都是自愿。

　　但是，相關的調查證明，“領導重視”是一切地方行政力量“愛心”得以成功的關鍵。這在對上不對下負責的行政體制下并不是一件難解的事。

　　而且，從根本上，政府不具備從事慈善的資格。

　　清華大學教授李說，福利和慈善是兩回事，福利是政府的，慈善是民間的。政府福利和民間慈善一定要分清。

　　這使得地方政府的愛心慈善之舉“左右都是錯”。

　　發動、依靠民間的慈善機構成為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問題在于：中國社會的慈善組織、機構沒有能夠真正的發展起來。就是在2004年中國政府放開非公募基金會的注冊登記空間后，成立的民間組織仍然屈指可數，“完全不成氣候，”對中國NGO了如指掌的自然之友前總干事薛野說。

　　而更多的掛著“中國”、公益慈善等字頭的社團組織，則更多地被人們當作是政府的一部分。其本身性質也令人疑惑。

　　可能的機遇

　　民間草根的慈善組織起不來，中國慈善事業進展緩慢。人們呼喚慈善立法的聲音始終未曾稍斷：

　　2005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朱樹豪曾表示，在全面構建和諧社會的龐大系統工程中，發達而又完備的公益慈善業不可或缺。未來應以發展民間性、職業化公益慈善業為總體目標，讓公益慈善機構擺脫官辦色彩，通過完善社會捐贈的體制、機制和法制，提高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效率。

　　民盟中央在向全國政協會議提交的發言中分析說，中國的慈善機構維持壟斷格局，成了制度缺陷的“瓶頸”，結果必然使慈善事業依附于政府，無法變成真正的社會公益活動，也就無法吸引更多富人的財富流向公益事業，造福社會。

　　2007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楊瀾的提案中再次拋出公益慈善立法問題，并呼吁設立全國性“公益慈善日”，并提出，《慈善事業促進法》頒布之日，可以作為全國性的公益慈善日。

　　2006年年初，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曾表示，《慈善事業促進法》列入國務院的立法工作和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安排，已處于起草階段。但是，從2007年全國兩會傳出來的消息說，由于對慈善事業立法的認識還存在分歧，因此在全國人大的立法日程上，這部法律仍不在考慮之列。

　　不過，從2008年1月1日起，一個新的機遇出現在人們的面前：按照新的《企業所得稅法》，企業為公益事業捐款，在應納稅所得額的13%以內，企業可以享受免稅待遇。

　　“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如此告訴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專家楊鵬，“倘能真正落實的話，那將不再是慈善組織找不到愿意出錢的企業家，而是我們這些企業家找不到合適的慈善組織。”

　　正在美國考察的楊鵬告訴記者：在美國，擁有免稅資格的民間組織就有12萬家。“在中國，恐怕也就不到20家。”

　　13%免稅政策的放開，目前尚無具體的實施辦法，但是危險在于，這一辦法面臨著具體落實的問題。

　　在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出臺之前，老稅法也規定，企業為公益事業捐款，在應納稅所得額的3%以內，企業可以享受免稅待遇。而這并沒有刺激中國企業家的慈善行為。就在連續幾年的“中國慈善排行榜”制定之后，人們發現，企業家慈善，連同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一樣，始終處于一種低迷的狀態。

　　現在的區別在于，3%的免稅標準被提高到13%。會在多大程度上撐開慈善的空間呢？

　　中國的一些社團組織，諸如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宋慶齡基金會等，按照政策規定，享受免稅的待遇，但是，具體的手續辦理仍然是一件極為繁瑣的事。

　　國家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曾在接受媒體采訪現身說法：身為民政部的司長，王振耀通過中華慈善總會為慈善事業捐款500元，按照規定可以享受稅收抵扣款50元整，但是為了拿回這50元稅款，王司長通過財務，辦理了足足10道手續，歷時兩個月。

　　王振耀感嘆道：我是一個負責全國捐贈事物的司長，辦理這些手續還用了這么長時間，社會上一般的百姓又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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