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人類進步的旗幟。一個國家的法治發展狀況，代表著這個國家政治文明的水準
10年，對一個日新月異、迅猛發展的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過得很快。
10年前的1997年9月，“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首次出現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根本轉變，成為新中國民主法治建設一個新的里程碑。
10年后，中央黨校的大禮堂中，胡錦濤總書記聲如洪鐘：“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弘揚法治精神，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回首10年，如何評價我國法治建設的得失？什么是中國特色的法治經驗？中國未來的法治藍圖又該如何設計？2007年7月14日，中國社科院法學所舉辦“紀念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施10周年理論研討會”，且聽法學家們盤點。
從“制”到“治”——劃時代的選擇
“起草黨的十五大報告時，我們還一再擔心‘法治’會被‘法制’代替。”參加報告起草的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王家福研究員回憶。
當時，報告草案向官員、專家征求意見，對用“法治”還是“法制”，意見并不完全統一。包含了民主、自由、人權重要內涵的“法治”，并不像現在這樣被普遍接受。
“從法制到法治，是20年改一字。個中艱辛，法學界深嘗其味。”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李步云研究員說。
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要“法治”還是要“人治”，曾在法學界引起一場廣泛爭論。真理愈辯愈明，法治的思想和主張逐漸被大多數人接受。“這場持續近20年的論戰，為黨中央和全國人大正式將‘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略，將‘法治國家’作為奮斗目標確立下來，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李步云說。
李步云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現代中國依法治國歷史進程的起點”。三中全會公報、1979年黨的64號文件、對“四人幫”的審判、1982年憲法的制定等，都是早期“依法治國”的標志性事件。
“鄧小平同志為依法治國思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認為，一個國家能否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關鍵的決定性因素與條件是，依靠一兩個英明的領導人，還是寄希望于建立一個良好而有權威的法律與制度。他的回答是后者。”
十五大召開前一年——1996年2月8日，王家福為中央政治局做了法制講座，題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此前，中國社科院專門成立了依法治國課題組，王家福、李步云、劉海年等是課題組的主要成員。遙想當年，劉海年感慨地說：“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是歷史經驗的總結。”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當時正在社科院法學所工作。“我們那時都是王家福老師、李步云老師、劉海年老師的助手，至今仍然記得跟老師們一起探討依法治國講稿的情景。今天，法治已成為全社會的價值觀和價值標準。”
“在我們這個有著數千年漫長封建歷史傳統的國家，在我們這個人治思想比較濃厚的國家，徹底否定人治，堅定走依法治國道路，是了不起的歷史進步，具有劃時代意義。10年來，我國不斷加強立法工作，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初步建立起現代意義的行政體制、司法體制。”王家福深有感觸地說。
“社會主義找到了依法治國，就找到了人類文明積累的治國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國服務于社會主義，就走上了保障和促進社會進步的金光大道。”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孫國華說：“今天，我們紀念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治國方略10周年，應當堅定不移地把它貫徹到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人權入憲與和諧社會——2004年憲政“起點”
回首新中國近60年的法制歷程，李步云提出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分為兩個時期：1949年到1978年，包括法制初創、停滯不前和徹底破壞3個階段；1978年后，中國開始了依法治國的歷史性進程，尤其是1997年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
在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教授看來，2004年是依法治國的一個新起點，“中國法治建設，正在邁向社會主義憲政階段，這是法治的高級階段。”
他認為，有6個標志性事件：其一，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5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強調，更好地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其二，憲法修改，“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其三，依法執政，成為黨中央確立的基本執政方式；其四，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法律觀開始形成；其五，國務院頒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向全世界宣告“建設法治政府”；其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次作為科學命題提出，民主法治位列六大基本特征之首。
對此，一些法學專家學者也表達了同樣看法：我國已步入社會主義憲政建設時期。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李林研究員認為，10年法治建設的一大重要成就，就是提出了“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的理念，并將之置于實行依法治國和依法執政的“首要”地位，凸顯了憲法作為國家根本法的崇高地位和至上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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