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要小心“既得利益集團”阻撓改革(圖)(2)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就是說有很多的后遺癥？

　　吳敬璉：這個后遺癥非常嚴重，你比如說那跟我們切身的利益最密切的，我們這生存的基本的條件，三個基本條件，土、水、空氣，現在都因為這個粗放的發展方式，變得不適于生存了，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腐敗，因為它的制度基礎越來越大，所以它就變得非常猖獗，引起了官民關系緊張，群眾對政府不信任，很多一系列的。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很多矛盾。

　　吳敬璉：社會政治問題。所以就像習總書記在解釋三中全會決議時候說的，或者十八大就提了，就是這個核心問題在哪里，核心問題就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習總書記在解釋三中全會決定的起草過程時候說，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它的關鍵點在什么地方？關鍵就是到底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起決定作用還是市場起決定作用，那么我說三中全會這個提法，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它最大的意義就是非常明確地回答了爭論了將近十年這個問題。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也就是剛才像您說的，這個起決定作用是指明了中國要往哪里去，這個方向如果您用一句話來概括會怎么說？

　　吳敬璉：就是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吳敬璉：如果不能夠把這種要走回頭路的逆流擋住，那么所有這些問題都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就在市場與政府關系的這場論戰持續的十年中，中國經濟經歷了黃金的發展期。21世紀的頭一個十年，是中國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十年，是中國GDP翻了近兩番的十年，也是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的十年。

　　正是依靠市場化改革，中國贏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然而，高增長的成績單似乎讓人們淡忘了改革的出發點：市場的競爭機制和核心地位沒有得到有力的法制保證，行政干預和壟斷頻繁地超越市場，甚至代替市場。

　　2011年，湖南邵東縣成立新的電鍍中心，32家渴望轉型升級的民營企業卻被排擠在門外；2013年，雙匯以具有優勢的價格進入江西弋陽縣的鮮肉市場，卻遭到一紙政府文件的打壓；十余年間，中國民營石油企業紛紛遭遇到了不公平待遇，其中許多倒閉關門，被拒于石油市場的門外；行政審批、行政干預、資源壟斷，讓民間企業苦苦徘徊和尋找，更讓市場的效率低下，缺乏競爭、缺乏增長的動力。

　　在改革的新十字路口，在一場市場與政府的力量爭論中，守望在市場一方的吳敬璉看到，有不少人已經迷失了出發時的方向。不僅改革的進程放緩，甚至改革成果倒退的現象俯拾皆是。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對于這個市場的作用，您剛才也談到了有很多的表述，特別是您說到十四屆三中全會的表述是市場在國家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那么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時候，這個表述就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有更大程度了，那么到了十八大的時候，它的表述是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了今天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是有了決定性作用。一方面我們看到，從文字上這個是不斷地在往前推進的，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的現實，可能又是有一些剛才您說到的，有一些爭論，甚至是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時候，不光是一個緩，甚至還有一種后退，那么對于這樣的一個現實的現象，您怎么來解讀呢？

　　吳敬璉：因為這個所謂政府行政權力對微觀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它就造成一種我們經濟學上叫做尋租的環境，這個尋租活動它的特點就是因為有行政群體的干預，就造成了租金，于是你找到了這個權力，就能夠拿到租金。當你這個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它手里的資源越來越多，那么這腐敗活動肯定是越來越嚴重了。所以這就有了一個利益，有了尋租就會有人設租，堅持原來的權力不退出經濟生活，而且要擴大這個權力，它就有一個利益的基礎在這里。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從而也就形成了一個……

　　吳敬璉：特殊的既得利益。特殊的既得利益者他就不但要保持這個權力，而且會要擴大這個權力。所以這個改革，中央有一個提法，它一到執行的時候，它就會受到阻礙，甚至扭轉方向。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那這些年當中大家都還記得您曾經提出過這樣的一些概念，比如說既得利益集團，還有權貴資本主義等等這些都是改革的阻力。那么這樣的問題，您認為還會出現嗎？

　　吳敬璉：當然會出現，當然會出現。因為你侵犯他的利益了，你一個決定，侵犯了許多人的利益。所以是要清醒的意識到它是會有阻力的，會有障礙的。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在過去的30多年的改革當中，我們建立市場經濟體系是經歷了一個非常難忘的過程，而且是波瀾壯闊，有爭論也有妥協，如果說讓您回過頭去再回望一下過去的30年的歲月，您對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您最愿意談的經驗和教訓是什么？

　　吳敬璉：我想這就是說，執政黨、政府和大眾，形成一種共識，能夠有比較強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把改革推向前進。這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些重大成就的根本性的原因。這種共識的形成，它是有一定條件的，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很快就形成了共識。為什么呢？因為已經山窮水盡了，所以大家都覺得非改不可。可是到了后來，你看，到二十一世紀初期，是不是這個黨中央的決議也指出來了，經濟發展還存在許多體制性障礙，所以一定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進一步改革。但是那個情況之下，好像這個共識就有點不那么一致了，因為有些人覺得一方面你這個改革會損害我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這個經濟很好，二十一世紀初期這個經濟不是很好的嗎？那為什么要改呢？所以他就放慢下來了。這次因為十八大前有比較充分的討論，好像在多數人里面又形成了共識，所以十八大通過決定大家都表示擁護，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決定公布以后，這個支持的群眾的聲音就更強烈了。但是要警惕，要警惕。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要警惕什么？

　　吳敬璉：要警惕因為它到底現在這個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也許比八十年代要小一些，但是既得利益方面的障礙，也許比那個時候要更強。現在這個既得利益可是不得了，那個權力能夠尋租，這個數額是大的不得了。

　　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兩個字的變化整整用了二十年。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來自多年高速增長過程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仰仗公共權力或資源而獲得既得利益的群體正在考驗著中國改革的決心。那么對于改革中的具體領域和具體問題，吳敬璉先生有著怎樣的觀察和思考呢？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關于農村土地改革的說法備受矚目。那么農村土地究竟該如何入市？會不會引發新一輪的圈地運動？小產權房究竟何去何從？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決定的內容？一起來聽聽吳敬璉先生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