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苗野

　　“我長到40多歲，我知道自己的一些毛病、缺點給我帶來的麻煩和障礙。我不希望這些性格上的缺點在孩子們身上重復，不希望孩子們碰到我曾經面對過的麻煩。”

　　我從包里掏出兩個錄音筆，放到姜文面前，他一看，樂了，說：“嘿，這好，立體聲。”我說：“我這是強迫癥，總怕其中一個壞了。”

　　幾年沒見姜文了，采訪中能明顯地感覺到他的變化。以前的采訪也都挺順利的，但他總是讓人緊張，總擔心哪句話說不好說掰了。可現在，他身上的那種從容、大氣讓你覺得沒必要一驚一乍的。只是有一點沒變，他的原則還在那里，他不想回答的問題還是回避。

　　2007年8月6日下午2點，在姜文工作室，他端著一盤面條，邊吃邊聊。

　　“當爸爸的感覺真好，那些當父親的人以前怎么沒跟我說呢？”

　　走進姜文的辦公室，兩面墻上都掛滿了電腦般大小的鏡框，里邊鑲嵌著一幅幅水彩畫，都很朦朧。姜文的辦公桌旁，立著一個畫架，上面是一幅未完成的油畫……最引人注意的，是一面墻上只掛了一幅長長的畫卷，濃濃的水墨，兩朵荷花含苞待放，左下角寫著：送給爸爸，女兒：姜一朗。

　　記得第一次采訪姜文的時候，他女兒才一歲多，初為人父的喜悅溢于言表：“我給她換尿布、喂奶，干得相當漂亮，可以去教別人了。不當不知道，感覺真好，那些當父親的人以前怎么沒跟我說呢？”

　　如今，女兒已經十歲，兒子也快一歲了。

　　那天給姜文拍照的空隙，他找出手機里的兒子和女兒的照片給大家看，然后享受著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評論著孩子長得像誰。

　　我對姜文說：“我見過愛孩子的男人，可沒見過像你愛得這么深的。”

　　姜文不解地問：“有做父親不幸福的男人嗎？”

　　我解釋一下：“畢竟不是男人生的孩子，男人愛孩子還是有一點距離的，跟母親和孩子的關系肯定是不一樣的，但是你給人的感覺好像這倆孩子是你親自生的。”

　　“你感覺我特像母親吧？”姜文笑了。

　　“你讓我想起我小時候看的電影《教父》。一個寫西西里黑手黨的故事，可我覺得里邊的白蘭度和德尼羅都特別像一個好父親，以至于今天我都會為德尼羅初為人父那么一個鏡頭而永久的感動。而那個鏡頭對我來說，比一張世界名畫還印象深刻：沒什么動作，他就站在那兒，抱著胳膊，聽著畫外的孩子在哭，在出生，你就發現他那手不知道往哪兒放，人突然變得很敏感。在這個鏡頭里，他真正觸及到了人的本質的東西。”

　　我想到了姜文的兒子虎子。虎子出生的時候，姜文是什么感覺呢？

　　“我沒法跟你回憶這樣一個細節，你一旦追憶這個夢的時候，這個夢就碎了，我不愿破壞我內心的感覺，因為我能知道那個東西是什么樣子，而且很深刻地在我的心里邊。你迷迷糊糊躺著的時候，這個夢就在你腦子里，清清楚楚，來龍去脈，甚至顏色，起承轉合，情節都在。但你一旦想記起它的時候，你就發現它跑了。可能我沒法用一段現成的語言告訴你，也許我下回拍一個電影告訴你。我現在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人類有幾個瞬間，或者人生中有幾個瞬間，你明明白白地感覺到生命，你明明白白地感覺到你活著，看到自己剛剛出世的孩子的那個瞬間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這樣的瞬間。”

　　“我現在也開始學著她那樣自然的方式跟她交流。”

　　記得子尤的媽媽接受采訪的時候說：其實教育是雙向的，父母教育孩子，孩子也反過來教育父母，父母也會因為孩子而改變很多。

　　姜文先問我子尤是誰，然后表示同意這個說法。他說剛才他拒絕回答我關于孩子出生那一瞬間的感受的這個做法就是跟女兒學的。

　　“這一點是我女兒給我的教育。我經常問她話的時候，她會告訴我：我不想說，你別再問我，你再問我的時候，我就覺得沒意思了。我說好，我不問你了。我女兒就是不愛說話，我特別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感覺什么，她卻很少告訴我。但是我特別好奇，我就開始觀察，過一會兒，她會給我另外一個動作，我就理解了。但是我不能問她：你為什么不把這個感覺告訴我，你看天看什么呢，你看云在看什么呢？因為她在看的時候她很享受、很舒服，我要一問她，就破壞她的感覺了。”

　　或許，因為我也有一個女兒，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有一定的發言權：“你別讓女兒學著像你這樣來表達，她有她的方式，你不用著急。”

　　“但是那樣公平嗎？我坦誠地跟她談話，但是她從來不告訴我她的想法。”

　　“她需要你那么多坦誠嗎？她可能需要一點就夠了，你過度的坦誠也是一種轟炸，她也不舒服。”

　　“我現在也開始學著她那樣自然的方式跟她交流，我以前總覺得自己居高臨下，這下我可當爹了，我要這樣，我要那樣，發現結果她挺煩的。她說真的很煩我對她有那么多的動作、態度、語言，她不舒服，所以我發現她舒服還是很重要的。現在，即使我跟她在一起安靜地待著，也是交流。”

　　這個孩子像我嗎？是不是每個父母都會琢磨這個問題？“有一個理論叫親子階段，人類有這么一個自然的反映，孩子一出生，有一階段極像他的父親，馬上會讓男的覺得放心，大家覺得，這不就是你的兒子嗎。然后這個階段就過去了，他不斷在變，所以談論孩子長得像誰這種事是一個樂趣，跟到底像不像誰沒有直接的關系。”

　　不是說長相，姜文理解錯了，我是說性格上。“我倒沒觀察性格像不像我，我就觀察別像我的毛病就行了，別像我的缺點，我很在意這個。我長到40多歲，我知道自己的毛病、缺點會給我帶來一些麻煩和障礙，我不希望這些性格上的缺點在孩子身上重復，不希望孩子們面對我曾經碰到過的麻煩。”

　　“自以為是是再自然不過的東西了。”

　　去采訪姜文的路上，我跟出租車司機聊天，我說去采訪姜文，他說：哎喲，聽說這個人脾氣挺大的。我說，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跟姜文打交道，你會明確地感覺到他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自我”，你可以非常明確地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原則就明晃晃地放在那里。面對姜文，你只有一條路：用你的原則跟他碰撞，或者他說服你，或者你說服他，無論哪種結果，他都能欣然接受。他憎恨愚蠢，不能忍受人云亦云。可是，現實是：生活中，有多少人有獨立思考呢？于是，問題出來了，那些見過他和沒見過他的人對他有一個共同的評價：自以為是。

　　“覺得他們也許是對的吧，如果不對的話，那是他們認識水平的問題，我覺得跟我沒關系，反正我不愿意這么簡單地認識一件事情。我覺得是這樣，你看中國的那些八卦雜志，我就覺得挺好玩的，它能反映出一個真實的普遍的民眾對事物認識的程度。在現在這么自由的情況下，大家可以拿著照片來胡編一些臺詞。但是既然創作環境這么自由，他們編的詞卻又是那么枯燥無味，實在缺乏想象力，我覺得多少有點可惜。

　　“這能反映出一個很真實的水平。從一個普遍意義上來說，我仍然很擔憂我們對事物的認識那么容易走向偏頗。歷史告訴我們，這不是件好事，為什么在我們這兒有這么多的革命，這么多的運動，這么多的你死我活，都是在人們認識事物中放棄多面性，放棄稍微深入一些的思考而帶來的。一個人說我脾氣不好，那我脾氣為什么不好呢？連這一點問題他都不去問。一個創作者在創作當中，是不是應該有自以為是的東西？我覺得這是再自然不過的東西了。”

　　沒有“自我”的話，我拿什么去創作呢？沒有“自我”，我拿什么采訪姜文呢？

　　“創作者不是從自我出發去創作，而是自以為是去創作，那么他怎么創作？如果說這個人是一個政治家，或者說是一個扭轉社會結構和制定法律的人，這當然是萬萬不可以的。但是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只是對他的作品負責，這是一件好事。你覺得曹雪芹不自以為是嗎？他干嗎寫這么一個東西，官府就覺得這事該你管嗎？我每次看到這樣一些問題的時候，我想的不是我自己，我無所謂了，你愛怎么說怎么說，對我沒多大影響，但是這樣的一個認識方法和認識事物的態度是令人擔憂的。”

　　我采訪夏雨的時候，他說姜文的懷疑精神給他的影響最大，他說：你給姜文老師一支鉛筆，他不會馬上拿來就寫字，他得琢磨琢磨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例子很好玩，但是我絕不是一個拿著鉛筆都要琢磨的人，這反倒變了味道。但是在某些方面，盡管都有定論了，我仍然懷疑，比如我演秦始皇，有一場戲，當荊軻要殺他，他到處亂跑，別人又幫不上忙，劍在腰間，他拔劍拔不出來的時候，旁人有人喊：大王負劍。然后他把劍背到后背上，于是劍就拔出來了。在拍到有人喊‘大王負劍’的時候，我說：等會兒。我問導演：‘大王負劍’是什么意思？他說這你都不知道，‘負’劍就是背劍，我說我沒問你這個‘負’是什么意思，我說這個故事我從小就聽說過，但是我不信，我沒法信，你們試一試吧！于是所有人都開始試，試完以后發現，確實背著劍并不一定更容易拔出來，相比之下，它比挎在腰間還難往外拔。我說那‘大王負劍’故事就是八卦，瞎寫，作者覺得這樣寫有快感而已。片場的人都說這可是司馬遷寫的，我說：司馬遷瞎寫有什么不可以？后來我們說就把這個疑問登在報紙上，直到現在也沒有人告訴我。現在，我們很多文字看上去很漂亮，但是那是公用的一些湯湯水水。只要往笊籬上一擱，就沒剩下多少干糧。”

　　“死是最公平的，我對死亡沒有恐懼。”

　　聊著聊著，話題又回到了孩子身上，姜文說兩個孩子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續，也許不是自己的思想和習慣的延續，但卻是生命的延續。

　　又一次談到了生命。說到生，就不能不說死。每個人出生以后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死亡，而且，對死亡的恐懼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姜文怕嗎？

　　“死是最公平的，每個人都死，這有什么不好呢，應該死。我對死亡沒有恐懼，我覺得還不如我丟兩塊錢恐懼呢。如果我丟了兩塊錢，我就想：憑什么我丟，他不丟？這不公平。而死都是公平的，大家都會死。而且你要想到你有孩子的時候，你就會想：沒有你們的死哪有下一代的活？就這么點兒地方，大家一代來一代去。我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的名字就是從這兒來的，大地永存，人都像走馬燈一樣，上場下場。也像草木一樣的換來換去，然后一代來一代走。這很有意思，像風一樣吹過來一陣又吹過來一陣。你怎么能說，好嘛，我們來了我們就不走了，這不好吧？這不善良吧？”

　　這是我迄今為止聽到的姜文說的最感人肺腑的話了，他在說的時候，用的不是思辨和智慧，而是感情，是愛，對孩子的愛，只有一個深愛孩子的父親或母親才可以為孩子去放棄自己的一切。也許在創作和與人交往的時候姜文執著地堅守著自己的一切想法，而在孩子面前，他甘愿放棄一切，只要孩子們更好。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姜文會把對自己孩子的愛推而廣之嗎？做過慈善嗎？“我正在做那種一對一的幫助。當然，像別人的做法，把它做成一個事件，以引起某種影響，也不為過。我覺得怎么做都是個人的選擇，但是對我個人來說，我愿意實際點去做。”姜文對此不愿意多說，他站在那些受益者的角度去考慮，他擔心會讓那些受益者心里有一種負擔。

　　“最近，我看電視，突然發現有很多明星人物的訪談節目，看見很多人在電視里面描述自己的情感，以至于讓人產生懷疑，覺得像在演戲，或者像在作秀。當然我也理解那些電視節目不這么做也不行，但是跟我沒關系，你們愛怎么著怎么著，只是我看了會覺得不舒服。我覺得人的感情不是這樣的，人的感情不是說要被燈照著，被化了妝，有了背景，突然給你一個驚喜或者一個刺激，突然流點淚，我覺得這個特別可笑，這是在得罪上帝。這樣的節目給人印象太深了，想起來就起雞皮疙瘩。記得有一次，看見一個女演員實在沒有什么可以流淚的，急中生智，講了一個她八竿子打不著的一個親戚去世，順便流了點眼淚。”

　　看來，除了孩子，“看不慣”已經成了姜文生活中最習慣的一種習慣。

　　(摘自《格調L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