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流動性引向資本市場的風險

　　顯然，這一思路必須建立在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基礎上。于是，就會產生一個問題：現在的經濟已經存在“由偏快轉為過熱”的危險，房地產的大規模擴張，是否會給目前的經濟火上澆油？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導致經濟過熱的“油”——流動性——已經存在。現在的問題是將“油”澆在哪盆火上。有觀點認為，應當把流動性引導到資本市場上，并以納斯達克和高科技的結合為例，說明資本市場上的流動性，要比日本房地產市場上的流動性造成的危害更小。

　　可是，資本市場上的上市企業，既有工業也有房地產，資本市場上的資金未必不會回流到房地產行業。同樣，如果企業沒有好的項目，一樣會通過其他形式轉移到不動產市場上保值。最后資金流向何方，還是要取決于哪個行業能夠創造更多的回報。

　　如果股市的回報率大大高過其他行業，同樣會導致全民“炒股”，一樣會將制造業發展所需資金吸引到股市。由于資本市場的特點是“虛擬”經濟，缺乏以實物經濟作為支撐，一旦泡沫破裂，貨幣財產會瞬間蒸發。將資金引向更加不透明、信用風險更大的股市，并不會比房地產市場更安全。

　　納斯達克高科技泡沫的破裂，是任何一個發展中經濟都無法承受的。美國的經濟之所以沒有被納斯達克IT泡沫崩盤拖垮，乃是由于其有意釋放的大量流動性。這些流動性被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經濟所吸收，并以巨額利潤的形式反哺了美國經濟。沒有中國、印度這些高速成長的“邊緣經濟”，美國的經濟恐怕早已被崩盤的股市所擊垮。

　　最近的股市大漲，似乎迎合了將流動性引向資本市場、推動制造業升級的愿望，但冷靜分析那些所謂業績增長的藍籌股的利潤來源，就會發現，很多公司收入大幅增長，主要來源于投資性收入，而不是主營業務。公司業績與股市之間形成了互相推動的扭曲結合。這勢必進一步鼓勵企業將流動資金甚至生產性貸款，大規模地轉向資本市場去獲取短期利益。這不僅會造成實體經濟升級的減慢，也會給銀行留下巨大的風險。

　　在流動性開始大規模轉向股票市場這個更不穩定的高風險領域的情況下，用貨幣政策(利率、存款準備金、匯率等)抑制虛擬經濟(股票、期貨等)雖可能見效于一時，但不能解決經濟中的深層問題。現在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當比任何時候都明確地強調要將虛擬經濟(如證券)轉變為實物經濟(如不動產)，而不是相反。

　　在這一背景下，改變房地產增長模式的壓力不是減輕了，而是變得更加迫切。

　　房地產會導致經濟過熱嗎

　　毫無疑問，按照以上建議的房地產增長模式，一定會導致經濟增長進一步加快，但“加快”，未必就一定會“過熱”。如果流動性被引向有效率的方向，即使經濟發展加快，也不會導致過熱。相反，如果流動性沒有出路，游資四處泛濫，即使速度降低了，也會誘發經濟過熱。

　　根據宏觀經濟學會王建的計算，中國的貨幣存量已相當于美國的60.6%，GDP總值卻僅相當于美國的20.2%。如果換算成同等經濟規模，中國的貨幣存量是美國的3倍。如此規模的流動性，不要說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就是在世界經濟中也是十分罕見的。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傳統的經濟工具之外，尋找其他的對策，而所有這些對策都必須放到中國特定的發展階段和內外環境中來思考。具體講，就是政策制定時必須考慮的三個約束條件：一是前所未有資金剩余；二是前所未有的勞動力剩余；三是有限的戰略機遇期。

　　前兩點要求目前還必須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要將政策的重心從限制投資增長，轉向尋找高效率的投資項目，從而實現剩余資本與剩余勞動的結合。第三點則意味著目前中國只能在大約10到20年的時間，可以享受近百年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和計劃生育帶來的人口紅利。這三點決定了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規模和速度一定是前所未有的。

　　我們面對的是千年一遇的發展機會。非常之時，須有“非常之策”——不是提高利率，而是由政府出面，大規模低息貸款；不是控制投資，而是向選定的高收益資本品，特別是不動產(住宅、廠房及基礎設施)和勞動力(職業教育)，以低成本方式大規模投入；不是提高人民幣匯率，減少進口，而是通過提高要素價格、減少退稅、擴大內需、增加進口(包括專利、人才、原料)，縮小低質量“順差”，將競爭的“主場”移到國內市場。

　　一句話，不是通過收縮，而是通過有效的擴張化解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風險。

　　這一政策看似異端，卻非獨創。近代經濟史上，幾乎所有過剩經濟，都是借此走出危機。所不同的是，以往采取這一對策，都是在緊縮政策觸發危機之后，而我的建議，則是要搶在可能的危機之前。(趙燕菁)

[上一頁]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