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圍內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是近年來多國內政外交關注的核心議題。中國倡議的共建“一帶一路”有效推動了區域一體化發展和沿線國家經濟增長。中國發起的亞投行，助力全球更多國家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近期，美國推動七國集團(G7)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也預示著，歐美國家希望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

　　推動全球基礎設施建設，中美能否合作？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戴維·蘭普頓(David Lampton)展開對話。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蘭普頓曾經長期擔任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主席一職，被視作當今美國最權威的“中國通”之一。他表示，中國受益于經濟一體化和區域互聯互通，美國同樣如此。就推動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而言，美國應當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方嘗試開展更多合作。中國發起的亞投行有助于讓全球更多國家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美國沒有加入其中是個戰略性錯誤。

　　現將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王輝耀：你如何看待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近期的視頻會晤？近期各類外交活動中釋放出哪些關于未來中美關系走向的信號？

　　戴維·蘭普頓：在某種程度上，美中關系正處于自尼克松總統1972年訪華以來最難以預料的時刻。借用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我認為美中雙方都在“摸著石頭過河”。我們正在進行一種循序漸進的嘗試，以了解如何在一個截然不同的環境中處理兩國關系。此刻與40年前相比已截然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點自然是中國經濟的實力及其在塑造區域經濟結構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能力迅猛發展。

　　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的視頻會晤可以給我們更多信心，因為這表明至少雙方在處理好美中關系上都有強烈意愿。就兩國領導人視頻會晤這件事本身來說，我認為談總比不談好，這無疑是取得進展的第一步。

　　王輝耀：中美之間有一個巨大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誤解。作為幅員遼闊的大國，中國需要強有力的中央協調。比如在建設三峽大壩、港珠澳大橋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時，國有企業發揮著獨特作用。但在中國之外，人們對此不太理解。

　　戴維·蘭普頓：我認為就中國的歷史而言，這是對的。中國有不同的歷史和地理環境，必須應對更多的人口。美國人應該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特殊情況。同時，中國也需要承認美國的特殊情況。中小型商業是美國經濟的支柱，即使最大的公司在多數情況下政府也很少或沒有直接所有權。因此，在我們的政治中，私營部門或小企業會擔憂如何與擁有國家背景的公司競爭。

　　在過去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未來中國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過程中，我們都希望美中可以發展出更多共同的經濟實踐，以減少兩國間的緊張。我的基本感覺是，過去幾年里，美國沒有加入亞投行，沒有加入CPTPP，而中國加入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這讓我們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在我看來，美中兩國必須重新嘗試獲得更多共同的成長。

　　王輝耀：你曾經做過一些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探索性研究，并著有《鐵河：鐵路與東南亞的中國力量》一書。能否介紹一下這本書？

　　戴維·蘭普頓：這本書是關于中國如何自力更生建立起一個高速鐵路行業的故事。2000年左右，中國還沒有高鐵行業或高鐵系統，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國如何為高鐵系統建立技術和基礎設施。第二部分則是關于中國如何與七個東南亞國家進行溝通，以建立一個有可能將他們與中國南部連接的鐵路系統。

　　有些人會問，這是一個中國“占領”東南亞的戰略嗎？我認為并非如此。撇開每個具體項目發展的好壞不談，總體上我們可以看出，鄰國的富裕有助于中國發展，而如果中國周邊國家想要致富，他們也需要與中國相連，與彼此相連。這是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為亞洲實現經濟現代化和一體化而作出的努力，并非中國“接管”世界或該地區的陰謀論。

　　王輝耀：通過基礎設施實現互聯互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美國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美國最近同G7國家一起推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這個計劃和“一帶一路”倡議應該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

　　戴維·蘭普頓：我個人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應該同意“世界需要基礎設施”這一觀點。兩國經濟政策之間的區別意味著美國不會像中國一樣在世界各地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如此大作用，但我認為美國應該嘗試，如果有機會，我們應該與更多朋友合作、與中國合作。

　　總的來說，美國將在世界范圍內采取更多行動。就像中國從這種一體化和連通性中受益一樣，如果美國要實現規模經濟，我們也需要與更大市場形成更緊密的聯系。所以我認為美中兩國正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同時，我也認為全球化并沒有消亡。這是現實，美國正重新回到“全球化”這個游戲中來。

　　隨著時間推移，“一帶一路”倡議本身也在發展，中國參與了世界上許多地區不同類型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正在積累應對不同情況的經驗。總的來說，我認為中國在不斷學習，也變得更加慎重。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有所放緩，國內需求也很大，或許中國人自己也會問：我們國家的人才、資源和技術向外應該投入多少，又該留給國內發展多少？

　　我試圖告訴西方觀察家，至少按照我的理解，中國對這些問題都進行了討論，正在探索更健全的政策，而不是在財政上過度投入。我一直認為，中國發起亞投行的一個原因是，能夠讓中國以外的更多國家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在我看來，美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沒有加入亞投行是一個戰略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