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房地產正在發生新一輪變化，從以商品房為主導轉向以保障型住房為主導，這是經歷了房地產市場快速攀升負面影響之后的向好結果。以廉租房保障最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以經濟適用房解決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困難，而限價房則是對既買不起普通商品房又無緣保障型住房的“夾心層”的專項“補貼”。

　　預計這三類住房占比高達70%，如果得到持之以恒的落實、不成為尋租者的樂園，高房價問題可能有所改觀。以往經濟適用房之所以受到質疑，根源就是屢禁不絕的尋租現象，搭著帳蓬連夜排隊買房者與開著寶馬買經濟適用房者形成鮮明對比。而買房后一半本地居民將房屋用于出租的事實，也在提醒我們，公共資源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應該看到，兩限房政策是政府對房地產市場進行的調控舉措，但也可能帶來負面后果：以往對于經濟適用房購買資格的審核已經千瘡百孔，所謂“夾心層”的定義更是曖昧不清。若再不對收入進行限制，實際上起到了慫恿高收入者爭奪政府補貼的作用。因此，為了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節省公共資源，制訂詳盡科學的限價房制度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廣州市不做限制的兩限房購房制度，卻與此初衷背道而馳。

　　雖然廣州市國土房管局人士指出，通過對購房對象和住宅上市條件等限定，富人搶占限價房資源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如果真有富豪就是不吃魚翅要吃番薯，那不能說番薯就是不賣給他，但這只是‘特例’”。年齡、戶籍與自有住房的限制，除了自有住房之外，其他不過是對于身份的限制，也就是說是對全體擁有廣州戶籍的人士撒胡椒面，而自有產權與上市流通限制，前者是個門檻，后者則是對于購房者完整產權的剝奪。從北京市天通苑等經適房小區的情況來看，房地產如果被人為壓制成廉價資產，對于普通工薪族與富豪的吸引力都無可抵擋。這不是魚翅與番薯之別，這是幾十萬的資產之別。

　　目前的保障住房體系是在糾正前期過度特權化與市場化之害，但以行政化代替市場未必就是一個最佳的選擇。如果再以行政手段對各色人等進行莫名其妙的補貼，給高收入者打開申購限價房閘門更是讓人匪夷所思。人們有理由問一聲，政府到底想通過限價房達到什么目的？是解決夾心層的難題？是通過限定流轉權讓房地產重新回到行政分配時代？還是政府無意中給開發商助了威？（葉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