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會議，對我們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宣傳，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利用參加萬隆會議的機會，闡明我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臺立場，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事實，支持我們，擴大我國的影響。另外還可以見機尋求與美國直接對話或談判，以緩和臺灣海峽緊張局勢。為此，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擔此重任。行前，毛澤東與周恩來經過討論，商定可在會議期間，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臺灣和臺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我們對外奉行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對目前臺灣海峽局勢的看法，博得了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廣泛同情與支持。許多國家紛紛要求美國政府響應中國政府的建議，盡早就緩和緊張局勢，從臺灣撤兵等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首次向外界表達了中國在可能的條件下和平解放臺灣的信息。這一立場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得到各國代表的普遍贊譽。

　　和平解放臺灣的政策是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正式對外宣布和第一個公開提出并闡述，是由周恩來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主張。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凡是能夠團結的，愿意站在我們隊伍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么的。比如臺灣，那里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愿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周恩來隨即在2月初的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而斗爭”的口號。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和平的解放臺灣而奮斗》。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不分先后，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等政策主張。7月29日，經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目前對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應采取多方影響，積極并且耐心爭取的方針。工作重點應放在爭取臺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采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臺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臺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來，引起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濃厚興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和杰出的愛國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贛州幫助蔣經國辦過《正氣日報》，與魯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與海峽兩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陸采訪，毛澤東曾數次接見他，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也多次接見他。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陳毅及張治中等先與曹聚仁會談。1956年7月中旬，周恩來先后3次接見曹聚仁。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戰的勝利，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們對臺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來談話為題寫成文章，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