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聽起來只是一個“堆”，其實它是古蜀國文化的重要遺存。在這次“三星堆古玉石文化研討會”上，幾位專家提出了“中華文明受到古蜀國文化關鍵影響”的論述，會議的組織者鐘鳴更是強調有必要“重寫文明史”。

　　1 三星堆最早有文字？

　　一些與會者相信，夏的開國者大禹就出自綿陽北川。他的名字和“蜀”一樣，都與“蟲”有關，古蜀王“蠶叢”的名字也說明了“蟲”曾經是蜀人的圖騰。這樣的觀點在學術界并不罕見。如今，鐘鳴把這個觀點繼續向前推演，認為在古蜀國和中原文化的相互影響中，古蜀國處在優勢的地位。他甚至將夏文化與古蜀文化合在一起，稱作“夏蜀文化”。

　　鐘鳴表示，“中華文明五千年”沒法避過夏的問題，但關于夏文明究竟是什么樣的，一直沒有定論，我們甚至不知道夏代的文字是什么樣的。鐘鳴表示，現在考古研究者還沒有發現夏朝的文字。他們把“寶”押在位于中原的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上，結果在這里也沒有發現文字。但是，他們卻在三星堆發現了文字，只是“文博界”始終沒有承認這一點而已。鐘鳴認為，在三星堆二號坑青銅C型人首額頭上，有個“H”符號。有些民間研究者認為，這個符號其實就是“風”姓氏的異體字，也就是“堯教化及雕題蜀越”中之雕題人的文字。所謂“雕題”，就是額頭上刻字者。鐘鳴還表示，專業考證的三星堆的時代上限比夏代早了700多年。從玉器上比較，同時期的三星堆玉器比二里頭的玉器精美多了，說中原文化影響了古蜀國，就好比1000年后的人說伊拉克的科技影響了美國一樣，是站不住腳的。

　　2 玉上自有“蝌蚪文”？

　　與會的北京大學漢語言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陳保亞表示，在以殷墟為中心的中原地帶一直沒有發現圖畫和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狀態，但在三星堆文化的玉器上卻出現了圖畫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狀態。

　　也有學者認為三星堆的“玉石文字”受甲骨文的影響，陳保亞認為這種說法會遇到困難，因為三星堆文化的“玉石文字”還處于圖畫和文字并存階段，在形態上比甲骨文要早，或者說要原始。

　　在他看來，三星堆文化的“玉石文字”可能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它是當地民族語言的原生記錄形式，類似現在的彝族的彝文、納西族的東巴文或哥巴文，一直在中原文化之外存在，直至消亡；另一種可能性是，它是甲骨文的早期形態，后來進入了夏文化，并到了商人的手中，這種方法更加成熟，出現了甲骨文。他指出，后一種可能性更進一步肯定了夏文化本質上就是一種“蜀夏文化”。

　　當然，這段看起來有“循環論證”之嫌的觀點需要證據的輔佐。不過，這些證據基本上都是“民間收藏”，真偽難辨。

　　而鐘鳴甚至拿出了更“爆炸性”的“證據”———三星堆發現了“蝌蚪文”。有一種民間流傳的所謂“岣嶁碑文”(也叫禹王碑)。一些民間學者認為其上的文字就是蝌蚪文，也就是夏的官方文字。但此碑已經湮滅，無可考證。而鐘鳴認為，在廈門陳氏所收藏的這批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高49.5厘米的璽印，就是“大禹”家族使用的璽印。

　　印的底部有四字，對照清代馬骕所編《繹史》中刊布的岣嶁碑文，筆劃頭粗尾細，委曲蜿蜒，均為標準的蝌蚪文。柱體兩側，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書體，鐘鳴表示這是傳說中夏朝文字混合性的呈現。這枚璽印也并未得到學術界的承認。

　　對于“古蜀文化造就中原文字”的說法，三星堆文化的“傳統”研究者之一，四川省文學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黃劍華表示，古蜀國文化和中原文化是相互影響的關系，中原的影響大一些。在三星堆遺址里發現了一些中原的青銅尊、罍等青銅器，說明了中原文化對古蜀國文化的影響。

　　當然，古蜀國對于中原文化還是有影響的，比如禹就是從西羌來到中原的；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負責人、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反復強調：“中原文化影響三星堆文化沒有總是這是客觀事實，有很多資料你都可以看……”